以色列哈馬斯重演「車臣戰爭」 問題是誰能統治戰後加沙？
加沙地面戰正如火如荼進行。
以色列這邊，自10月28日宣布地面部隊進入加沙起，其裝甲部隊便持續向南推進，並與哈馬斯、其他加沙武裝沿途交火。11月1日，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哈萊維（Herzi Halevi）表示，以軍正從多個方向包圍加沙城，並在城內展開攻勢，軍事行動已進入另一重要階段，「部隊在加沙北部心臟地帶，在加沙城及其周邊展開行動，地面攻勢取得了成果。」
但哈馬斯也無意退讓。據其宣稱，隸屬哈馬斯的卡桑旅（Al-Qassam Brigades）已摧毀多輛進攻坦克，並用四軸無人機襲擊進攻的以軍；而隸屬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PIJ）的聖城旅（Al-Quds Brigades）也不遑多讓，表示自己用迫擊砲、反裝甲武器造成了以軍大量傷亡。
衝突發展至今，雙方損傷都已突破近年常態。哈馬斯遭遇了比2014年「保護邊緣行動」更猛烈的地面攻勢，加沙平民的死亡人數也在以色列狂轟亂炸下，突破了觸目驚心的9,000人；以色列社會同樣因「阿克薩洪水行動」（Al-Aqsa Flood）而震撼，以色列軍人也為這次地面戰付出代價，據以方表示已有超過300名以軍陣亡。
但即便如此，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仍強硬表示，以色列會堅持戰鬥， 「要求停火就是要求以色列向哈馬斯投降、向恐怖主義投降、向野蠻行為投降。那是不會發生的，就像美國在珍珠港事件或911事件後也不會同意一樣」；哈馬斯發言人哈馬德（Ghazi Hamad）也已表態，必須給以色列一個教訓，「哈馬斯會一次次重複10月7日的阿克薩洪水行動，直到以色列被殲滅。」
可以發現，以色列與哈馬斯的鬥爭已來到白熱化的新階段：以色列有意結束哈馬斯在加沙的統治，哈馬斯則誓言要讓以色列不得安寧，來實現巴勒斯坦的完全建國。殺紅了眼的雙方不顧國際譴責、平民死傷，一副不達目的勢不罷休的姿態，讓人想起世紀之交時、遠在高加索的車臣戰爭。
「暴政對暴民」的車臣悲劇
19世紀俄羅斯進軍高加索後，便與車臣展開「暴政對暴民」的悲劇輪迴。
為確保在高加索的穩定統治，俄羅斯對當地各族進行了近乎種族清洗的屠殺與驅離，卻也就此被騷亂與起義纏身。托爾斯泰（Leo Tolstoy）《高加索的囚徒》（Кавказский пленник）便是這一背景下的作品，書名雖取自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詩作、意指書中的綁架情節，卻也反映此處人民的困境，不論是身為入侵者的俄羅斯人、還是作為反抗者的高加索各族人民。
其中，車臣人的反抗最為激烈，日常衝突、下山屠村之事不時發生，俄羅斯雖多次派軍鎮壓，卻依舊難止衝突，雙方血仇也越結越深。蘇聯時期，車臣甚至一度響應德軍，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站到了蘇聯對立面，導致史太林（Joseph Stalin）在1944年強制大量車臣人遷徙至中亞。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掌權後，流離的車臣人在1957年被批准回鄉，但為防騷亂再起，蘇共長期禁止車臣人擔任該地區的最高領導人，直到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時期才打破慣例。
蘇聯解體前夕，高加索局勢劇烈動盪，車臣、印古什和北奧塞梯的獨立呼聲此起彼落。1991年，時任車臣共和國總統杜達耶夫（Dzhokhar Dudayev）發表獨立宣言，自身難保的蘇聯已無力阻止，只能在1992年由俄羅斯同意撤出全部行政機構，默許車臣質獨立。但1993年俄羅斯憲政危機期間，車臣意圖在高加索擴張勢力，開始與達吉斯坦發生衝突，車臣反對派武裝則受俄羅斯暗中支持挑戰杜達耶夫，各派人馬劍拔弩張，時任總統葉利欽（Boris Yeltsin）誓言收復車臣，戰爭終於在1994年爆發。
但沒想到車臣的決戰意志出奇強烈，俄軍雖在猛烈空襲、漫長巷戰後奪下了車臣首府格羅茲尼，卻沒能鞏固佔領，車臣不僅開始對俄羅斯民眾發動恐襲，也對俄軍發動奇襲，格羅茲尼再度易主。1996年，面臨大選壓力、戰場失利的葉利欽只能與車臣簽署停火協定，默認後者的獨立地位，第一次車臣戰爭宣告結束。
此後北高加索的極端伊斯蘭愈發氾濫，俄羅斯境內不時發生綁架、恐襲事件，1999年車臣再度入侵達吉斯坦，成為引爆第二次車臣戰爭的導火線。這次俄羅斯鐵了心要收復車臣，開始不分日夜進行轟炸、發動凌厲地面攻勢。戰爭期間不論是俄軍或車臣武裝，都犯下了大量駭人聽聞的戰爭罪行，包括屠殺平民、虐待戰俘、性暴力等，2002年的「莫斯科歌劇院脅持事件」、2004年的「別斯蘭學校脅持人質事件」更讓大量俄羅斯民眾活在恐襲陰影中。
因此即便俄軍已在2000年佔領格羅茲尼，普京（Vladimir Putin）一直到了2009年才宣告車臣反恐行動正式結束。期間俄羅斯指派了第一次車臣戰爭中的老對手艾哈邁德·卡德羅夫（Akhmad Kadyrov）擔任「車臣共和國行政首長」，主因是前者立場較偏向民族主義而非極端伊斯蘭，且在這次戰爭中站到了俄軍一方、而非車臣武裝。2003年車臣憲法通過後，艾哈邁德·卡德羅夫當選「車臣共和國」（此處「共和國」為俄羅斯少數民族自治區而非真的國家）首任總統，卻在2004年遭暗車臣叛軍殺身亡。之後普京提拔了艾哈邁德之子拉姆贊·卡德羅夫（Ramzan Kadyrov），後者先是於2005年擔任車臣共和國總理，又自2007年起擔任車臣共和國總統至今，期間車臣情勢也逐漸穩定。
前途未明的加沙
回顧上述發展，俄羅斯與車臣的血腥歷史錯綜複雜，雖與以巴衝突脈絡不同，卻可在幾個關鍵處相互共鳴。
第一，衝突起於一方佔領，但雙方都在之後的漫長鬥爭中，演化出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複雜身分。車臣悲劇起於俄羅斯進軍高加索，但車臣人同樣在反抗過程中化身劊子手，屠戮俄羅斯平民；以巴衝突始於以色列的戰爭建國，但巴勒斯坦人隨後的武裝反抗，也讓不少以色列平民受害，包括這次的阿克薩洪水行動。
第二，衝突雙方都存在希望和平共存的聲音，不論是主動希望或被迫認為，但最終掌握話語權的還是強硬派，也由此導致了衝突的白熱化。車臣在1996年第一次戰爭結束後，原本具有實質獨立狀態，卻因巴薩耶夫（Shamil Basayev）等激進派有意併吞俄羅斯達吉斯坦、策劃多起恐襲，俄方掌權的普京也無意妥協，引爆了第二次車臣戰爭。
以巴雙方曾在1993年簽署《奧斯陸協議》，作為兩國方案的嘗試，但身為激進派的哈馬斯強烈反對，並且持續發動恐襲，更在2007年佔領加沙至今。以色列強硬派也同樣反對履約，右翼更在2000年第二次大起義後成為政壇主流，對以巴問題愈發強硬，兩國方案基本上已名存實亡。如今的以色列與哈馬斯戰爭便是惡果。
第三，經歷國際與區域局勢變化，兩起衝突都發生了質變，不再是單純的民族解放與獨立鬥爭。車臣在巴薩耶夫等人崛起後，其鬥爭性質已從「反對俄羅斯帝國主義」走向「伊斯蘭聖戰」，年輕一代戰士多受瓦哈比主義、薩拉菲主義影響，並且吸引到中東地區「聖戰士」前來參與，甚至在熱戰結束後還持續發動恐襲、招募人員等，讓俄羅斯即便收復車臣，還深陷反恐戰爭泥淖多年。
而以巴衝突一度表現為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對峙，但隨著泛阿拉伯民族主義在1970年代消退，阿拉伯國家整體放棄了再為這個議題出兵流血的打算，隨後一個個與以色列建交，這便是兩國方案之所以可能的時空背景。然而1990年代中，立場激進的哈馬斯崛起後，其不僅多了「聖戰」的脈絡，還與有意牽制以色列、同樣反對兩國方案的伊朗一拍即合，讓這場衝突逐漸走向以色列、美國與伊朗的代理衝突，同樣導致了問題的複雜難解。例如這次的阿克薩洪水行動，雖有哈馬斯反抗以色列的本土議程，卻也不能否認有伊朗干擾沙特、以色列建交的目的在其中。
總而言之，如今的加沙衝突與當年的「車臣戰爭」相當類似，以色列如果真要攻下加沙，也必然要重走當年俄羅斯的舊路：在付出極高昂的軍事成本後，能得到一大塊殘破地帶，以及不時復起的叛亂、隱入人群的恐襲威脅，而過程中被伊朗動員的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等，同樣會對以色列形成干擾。
但即便以色列能終結哈馬斯對加沙的統治，戰後加沙的前景與車臣相比，卻是相當不明。據彭博社10月31日報道，美國與以色列正在商討消滅哈馬斯之後的三種方案：第一，由美國、英國、德國和法國組成多國部隊，支援由沙特等地區國家組成的委員會暫時監管加沙；第二，參考1979年埃及與以色列和平條約下西奈半島模式，在加沙地帶組建一支由多國部隊和觀察員組成的維和部隊；第三，將加沙地帶置於聯合國的臨時監管下。
簡單來說，以色列根本沒有直接統治加沙的決心與信心，應是擔憂成本過高、恐襲不斷的緣故，所以急著要把統治權「對外發包」。其實在彭博社透露消息前，以色列就曾表示，希望把加沙移交給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統治，但後者回應「以巴雙方需要全面的和平願景，約旦河西岸的事必須有個結果，然後連同加沙地帶，共同制定一個兩國方案」，顯然也知道自己在加沙不具代表性，所以無意大方接下燙手山芋。
而在筆者看來，彭博社透露的三種方案，也都有一定的現實難度。先不論加沙民意反應如何、實質監管方需要付出多少安全成本，光是兼管方案的成形就是一大問題：聯合國監管只能是暫時措施，最後必然要移交；阿拉伯國家已因這場衝突被迫疏遠了以色列，如果還答應監管加沙，可能會面臨「幫以色列維穩巴勒斯坦」的輿論成本，就像當今失去民心的巴勒斯坦政府一樣；如果是西方多國部隊監管，安理會表決能否形成共識？且如今連美國都想盡可能減少在中東的挹注，監管加沙除了增加以色列安全外並無實質戰略好處，究竟哪些國家願來自討苦吃？
綜上所述，加沙地區雖在重走車臣戰爭的老路，但在看不到未來統治者的情況下，似乎有些不知為何而戰的迷茫。從這一視角來看，見好就收、在部分地帶建立緩衝區，或許是以色列相對理想的選擇，即便這一做法可能無法阻止哈馬斯未來復起，但比起看不到盡頭的未來安全成本與風險，老對手可能還相對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