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爾多安連任了 但土耳其還沒走出困局｜專家有話說
當地時間5月28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第二輪選舉中戰勝了「民族聯盟」候選人克勒奇達爾奧盧（Kemal Kılıçdaroğlu），成功連任五年，度過了任總統以來最大的政治考驗。與此同時，他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AKP、簡稱正發黨）在大選中獲得了268個席位，為2015年來的最低水平，但預計將與同屬「人民聯盟」的「新福利黨」和「民族主義行動黨」共同執政。
本文原載於觀察者網，採及翻譯由李澤西進行。香港01獲授權轉載
雖然埃爾多安成功擊退了政治挑戰，但在他接下的任期中，仍然需要面對錯綜複雜的經濟挑戰。2022年間，土耳其通脹率一度達85.5%，兌美元匯率也在過去五年間暴跌76.7%，而埃爾多安堅持的低利率貨幣政策被認為雪上加霜，使資本界明顯「希望」埃爾多安落選。土耳其的外交策略——尤其是反對瑞典加入北約的做法——引來西方的反感，甚至有報道稱西方希望埃爾多安落選。
著名的土耳其經濟歷史學者、前歐洲經濟史學會主席、《失衡的世紀》作者謝夫凱特・帕穆克（Şevket Pamuk）在第二輪選舉前接受觀察者網採訪。他就埃爾多安的國內經濟政策和國際外交戰略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將土耳其的歷史和現狀與中國和美國進行了比較，並展望了埃爾多安下一任可能採取的政策路線。
當帕穆克被問及《失衡的世紀》所指，土耳其在二戰後幾十年着力嘗試的國家干預主義政策結果不如東亞。他稱，他認為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家正在達成共識，即世界某個地方取得成功的要素、策略、模式，不能輕易地複製到另一個地方，因為社會結構、教育水平、國家能力等都不一定相同。
東亞過去75至100年的國家干預主義政策取得巨大成功，但這一經驗並不能很好地複製到世界其他地方。為什麼會這樣，也是他希望很快開始研究的問題，兩個地方的初始條件顯然有重要區別。
1960年，受當時日本成功的啟發，土耳其政府成立了國家規劃組織，以推動工業化進程，但遭到商業團體的強烈反對，不是很成功。他覺得任何國家都可以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中學到很多，但歸根結底，他們必須創造自己的特定經濟模式。
土耳其面臨貨幣貶值和高通脹問題，不過這並不是土耳其歷史上首次面對該問題。實際上，土耳其執政黨、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發黨成功地落實了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01年達成的方案，使土耳其經濟恢復高速增長。未來能否再嘗試一次？
帕穆克稱正發黨在2002年開始執政，當時已經有一攬子經濟計劃，部份最困難的時期和改革已經完成。正發黨在該方案落實的第2年至第3年「接盤」，並將其繼續下去。
現在的情況非常不同。過去10年錯誤的政策等各種因素，導致土耳其國內和國際上對正發黨經濟政策的信心都處於非常低的水平。該黨必須真正改變其經濟政策。但在他看來，他們在政治領域也需要做出許多改變，才能真正重新獲得國內和國際相關方的信心。從這個意義上說，當前局勢非常困難。
帕穆克認為，首先，正發黨在過去幾年裏一直在嘗試低利率政策，顯然適得其反。他們希望通過低利率向經濟輸送愈來愈多的信貸，結果造成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去年最高達85.5%，實際上問題可能更嚴峻。但正發黨堅持採用低利率政策。
這是他們必須改變的一方面，他懷疑這將是比較可能的改革。此外，他認為正發黨還必須改變政治制度、提高法治，以贏得土耳其的企業和國際投資者的信任。這意味着近期的政策需要被扭轉。
土耳其以低利率對抗通脹的做法，讓不少國家或專家為之側目，帕穆克在回答提問時稱，這是出於政治原因，也是他們確實相信這樣能成功。
他稱伊斯蘭教裏面也有禁止利息，尤其是高利息的教義。對於正發黨來說，他們也有「私心」。通過向企業，特別是支持正發黨的企業提供低利率信貸，因此，與政府關係密切的團體就會受益。普通企業或普通消費者，就無法獲得低利率貸款，因為私人銀行不願意提供低利率貸款。
帕穆克在書中提到宗教過去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土耳其的發展，例如在教育普及和經濟發展方面。
有關土耳其最近的「去世俗化」趨勢，它將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它是否有可能有任何正面的意義，帕穆克稱土耳其過去，特別是一些軍政府期間，極度歧視宗教團體和某些宗教習俗。但整體而言，絕大多數土耳其人可以自由地信奉自己的宗教。當下，他認為宗教的影響力愈來愈大，對經濟發展、政治生活、基本自由都不會有什麼好處，尤其是近年來的趨勢繼續下去的話。
正發黨早年非常務實，這也是他們經濟政策成功的原因。但近年，隨着他們的支持率下降，他們愈發強調宗教，這也是他們實施低利率的一個原因。日益增長的宗教影響與經濟發展之間似乎有一定衝突。
帕穆克曾稱，正發黨執政21年間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較為務實，第二階段有所變化。導致這種變化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正發黨早期執政期間，土耳其有望成為歐盟成員，1999年被正式列為歐盟候選國。但是歐盟最有影響力的兩個成員國——法國和德國——在2005年選舉後產生的中間偏右政府開始反對土耳其加入歐盟（觀察者網註：德國2005年大選後，默克爾上台；法國2005年舉行了關於批准「歐盟憲法」的公投，遭55%投票者反對而失敗，許多分析認為法國反對原因是認為批准可能導致土耳其加入歐盟）。
土耳其國內也有一些變化。正發黨在掌權期間因訴訟案件而差點被迫解散，案件最終由土耳其憲法法院一錘定音（觀察者網註：2008年，土耳其憲法法院差一票認定正發黨違反了土耳其政教分離的憲法要求）。
這兩個重要的變故，逐漸導致埃爾多安加大中央集權的力度，最後走向今天的總統制，終結了議會制。他認為，這個新制度降低了土耳其內外投資者的信心，對土耳其的經濟發展不利。
對於土耳其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帕穆克稱這是與當今世界各地都相關問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收入處於中高等水平，過去在提高人均收入方面取得了成功，但近年來他們進一步提高收入水平愈發困難。
土耳其也是如此，在經濟「更上一層樓」方面遇到困難。土耳其經濟下一步應提高技術水平、生產效率，對外出口新產品，拓展國際貿易份額等等。但要達到這一新台階，他認為接下來需要重要的制度變革，但這正是土耳其目前的難處。土耳其的體制機構在過去十年退化了。除非土耳其政治和經濟制度得到改善，否則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將長期存在。
有一個說法是一些人認為中等收入陷阱在全球經濟體系下是必然、因世界經濟能支撐的高附加值產業規模有限。因此，如果要發展成為一個發達國家，就必須直接與現有發達國家競爭，從而給許多國家的發展設置了「上限」。
帕穆克稱這確實有些道理。在過去50年裏實現經濟突破的國家實際上並不多，其中許多集中在東亞。遺憾的是，這些東亞國家的成功，卻加大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市場取得成功的難度。
但是，各國還是可以完善自身政治、經濟規則和制度機制。挑戰確實不小，但土耳其或其他發展中國家不能背棄全球經濟體系，必須成為全球經濟體系的一部分，同時需要不斷完善自身機制。這是土耳其面臨的挑戰，也是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挑戰，需要找到自己的發展之路。
全球經濟體系的規則和運作存在一些固有的問題。當下他們還需做很多工作，比如技術發展的問題。相較國家之間的競爭，技術變化可能更重要。長期以來，經濟學家並沒有直面這個問題：什麼決定技術變革的方向和性質？顯然，科技進步不是一個中立的過程，當權者經常塑造技術變革的方向，而社會則被迫接受技術造成的影響。
他們正處在人工智能技術新時代的邊緣，當權者如何塑造技術對人類的未來至關重要，結果不是必然的。
帕穆克認為關於這次選舉的報道試圖將正發黨與美國共和黨作比較，將反對派與美國民主黨作比較是有趣的問題。土耳其的正發黨和美國共和黨確有相似之處。這兩黨的大量選民都非常在乎宗教，投票有教義動機。兩黨中，領導人都非常重要，美國共和黨的領袖之一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對該黨當前的自他定位至關重要。而土耳其的正發黨也是如此，埃爾多安是建立這個政黨的領導人之一，最初由一群人集體領導，但埃爾多安在過去的十餘年間幾乎獨自塑造了這個政黨，現在是真正的唯一領導人。
他稱，也必須強調他們的區別。在美國，共和黨許多支持者因全球化而利益至少相對受損，在過去的30年間逐漸落後於他人。這些人支持特朗普，因為他們希望徹底改變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和角色。
但是，土耳其正發黨的選民在過去的20年裏並沒有因全球化而利益受損。因此，正發黨尤其在前期支持全球化，支持土耳其參與全球經濟、出口帶來的經濟增長等等。這總體上有利於土耳其經濟。這是美國共和黨與土耳其正發黨的一個重要區別。
這聽起來有些令人驚訝，因為正發黨最近的一些舉措和政策似乎並沒有進一步擁抱全球化，甚至似乎與自己選民的經濟利益背道而馳。
帕穆克對此表示認同，稱這真的是一個謎和悖論。他認為正發黨過去15年的外交政策並沒有真正幫助土耳其的經濟發展，尤其沒有幫助他們的選民。
埃爾多安希望將土耳其的地緣政治重心從歐盟轉向中東，不僅希望土耳其成為中東國家的領導國，還希望自己本人成為中東的領導人。在過去的15年間，他在推行這些政策時犯了一些重要的錯誤。現在，土耳其不論是在中東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外交處境都不太好，土耳其的外交也沒有使其經濟受益。可惜的是，土耳其經濟和正發黨的選民正在為這些外交政策失當付出代價。
例如，他認為土耳其就敘利亞內戰採取了錯誤的立場：強硬反對敘利亞政府、直接參與衝突等。諸如此類的失誤是負有政治和經濟代價的。
如果暫不考慮短期經濟問題以及參與敘利亞內戰等具體決定，土耳其是否確實應轉移地緣政治重心？畢竟歐洲在全球經濟中的佔比正在持續下降，而中東和中亞等發展中國家未來有不錯的前景。
帕穆克稱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他們可以認為，這正是埃爾多安試圖實現的目標。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土耳其一度被接受為歐盟候選國，但後來歐盟的兩個主要國家採取反對土耳其正式加入歐盟的立場。此外，他稱，正如記者提到的，地理上中亞和中東是土耳其最明顯的合作夥伴。
不過，這兩個地區經濟活力程度和技術水平仍遠遜於歐盟。帕穆克稱他不確定中亞、中東能否取代歐盟經濟對土耳其長期經濟發展的作用。土耳其與歐盟經濟保持密切聯繫對自己的經濟活力和技術發展是有好處的。因此，土耳其確實應發展與中東和中亞國家的外交，但他認為不應以犧牲與歐盟的關係為代價，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方面。
一定的外交平衡是可能的，但土耳其過去15年裏的具體操作方式並沒有給土耳其帶來經濟或政治好處。
埃爾多安的下一屆任期將如何執政？帕穆克稱要預知未來，得先看過去。埃爾多安與正發黨執政初期是成功的，至少選民認為他們是成功的，他們在早期的選舉中支持率不斷提高。這背後是他們走的務實路線，以及經濟的成功。但正發黨近年明顯地改變了戰略，愈來愈不能容忍反對派，司法獨立已經消失，國內和國際對土耳其經濟信心在銷蝕。
如果埃爾多安成功連任後繼續推行同樣的政策，他對土耳其的經濟、政治和國際關係不太樂觀，埃爾多安的行動空間也將非常有限。但是，在他執政的大部分時間裏，埃爾多安一直是務實的，根據情況的變化而改變政策。
帕穆克對於埃爾多安會否改變，也不太樂觀。他應該會做出一些改變，例如在經濟方面，當前低利率政策是不可持續的。這一政策將導致愈來愈多的困難，土耳其已經面臨高通脹率、不斷上升的失業率、外匯儲備流失等情況。即便他想繼續相關嘗試，艱難的事實也將迫使他做出改變。
如果讓他選擇，他認為務實和政策轉向將更多地出現在經濟政策中，較少出現在政治方面。當然，在國際關係方面，埃爾多安已表現出相當的務實，未來預計也將如此。但是，他一直在地中海東部硬推自己的立場，例如在敘利亞、利比亞、俄羅斯等地。他一方面在硬推一些政策，但也希望保留自己的選擇空間。他願意隨着環境的變化而改變，但他認為他在國內政治中將堅持當前路線。
帕穆克稱土耳其正發黨有沒有類似共和黨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Ron DeSantis）的人物，他稱絕對沒有。他認為，只要埃爾多安身體仍然健康，他就將繼續統治，正發黨內部無人能挑戰埃爾多安的地位。
就低利率問題，特朗普的要求與土耳其的現狀之間有一些區別。特朗普當時希望鮑威爾降息不到1%，這種利率變化是微不足道的。但土耳其目前央行利率為8.5%，與此同時通脹率超過40%，因此實際利率低於-30%。因此，土耳其的巨大實際負利率與特朗普幾年前在美國倡導的降息非常不同。
帕穆克認為，埃爾多安將很快同意瑞典加入北約。直到土耳其本月的選舉，埃爾多安都受益於將自己塑造為反恐的「硬漢」，指控瑞典支持庫爾德工人黨。但選舉之後，繼續阻撓瑞典的加入就沒多少好處了。
至於過去二十年間土耳其與西方關係降溫哪方對此更應責任。帕穆克認為一些歐盟成員國自2005年拒絕與土耳其進一步深入合作，已產生了深遠的後果。此外，埃爾多安可能也覺得，對於西方來說，他並不是西方最希望看到的土耳其領導人。因此，埃爾多安政府與西方之間的關係將一直會有些緊張。埃爾多安還鼓動他的選民反對西方、反對歐盟。
但埃爾多安也知道，鑑於國際現實，他不可能「反到底」，所以他會繼續尋求平衡。他現在正試圖與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和解，試圖尋求解決利比亞問題的共識方案，這都非常務實。這也將適用於土耳其未來與西方的關係。西方也認識到了這一點。西方仍然重視土耳其在東地中海、北約和安全領域等許多問題上的合作。這將是一個複雜艱難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