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田運籌大戰略推動重塑日本國家身份？｜專家有話說
近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秘密突訪烏克蘭首都基輔，與總統澤連斯基會晤，並且邀請澤連斯基視頻參加即將舉行的G7廣島峰會。在中俄元首會晤期間，岸田的「外交突襲」折射出岸田外交的戰術性。
訪問基輔只是岸田在3月份一連串外交活動的一環。岸田先是接待韓國總統尹錫悦，日韓和解邁出了一大步；接待德國總理朔爾茨，建立了日德政府磋商機制；訪問印度，邀請莫迪參加G7峰會，從印度乘坐包機秘密再經陸路訪問烏克蘭，順帶到訪波蘭。
岸田文雄曾在外相的位置上長期歷練，可以說是日本為數不多「外交老手」出身的首相。其外交大戰略的核心，就是實現日本國家身份的重塑，擺脱二戰戰敗國身份，躋身於新國際秩序的奠基者行列。於日本而言，俄烏戰爭為日本提供了歷史性機遇，而岸田文雄作為擅長外交的首相，無疑不會錯失機會。
撰文：孫興傑 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當世界依然聚焦於中美俄等大國力量之際，日本、印度、韓國等國的外交活動緊鑼密鼓，甚至有些令人眼花繚亂。這是個多元權力中心崛起，並積極獲得和確認自身身份與地位的時代。與二戰後以及冷戰後大不相同的是，權力已經流散，尤其是G20所代表的大國群體性崛起，打破了已有的東西方邊界。換言之，靈活外交時代已經來臨。
從國際關係史的角度而言，俄烏戰爭可能改變人們對冷戰-後冷戰的看法，而將其視為「長冷戰」的落幕。從美俄兩國關係以及俄羅斯外交戰略來說，美蘇關係的邏輯在最近二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年來表現得尤為明顯，俄羅斯對大國地位以及後蘇聯空間的重塑帶有強烈的歷史色彩。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成果是打敗了法西斯國家，日本、德國戰敗並無條件投降，二戰後的國際秩序也是建立在二戰勝利成果基礎之上。冷戰的爆發，部分抵消但固化了二戰勝利成果。日本和德國（尤其是東西德分裂）被納入到美國主導勢力範圍，但並沒有摘掉「戰敗國」的帽子，日德兩國的安全依賴並受制於美國駐軍。
俄烏戰爭是二戰結束之後、歐洲爆發的一次主權國家之間高烈度局部戰爭，對處於長和平的歐洲來說是劇烈衝擊。德國在戰爭開始後重新武裝，並且在今年開始向烏克蘭提供重型坦克。可以說，俄烏戰爭之後，德國的國家身份已然發生變化。在上個世紀50年代加入北約、法德和解、重新統一以及2015年處理難民危機之後，德國經歷了國家身份的重建。
日本和德國最大的不同是，二戰後一直沒有完成國家身份的重塑，在歷史問題上沒有與遭受日本侵略的國家實現真正和解。在安倍首相任內，日本通過一系列舉措試圖重塑國家身份，即所謂的「正常國家」。一方面，逐步侵蝕和改變和平憲法，解禁集體自衛權；另一方面，通過一系列外部危機（威脅）突顯日本的安全困境，尤其是日本作為原子彈受害者的身份。整體而言，日本國家身份的重塑體現在，擺脱侵略國的野蠻與戰敗國的恥辱身份，塑造法治、人權等文明標準，在俄烏戰爭中選擇「勝利」一邊，以期一舉逆轉日本從二戰以來的身份。
岸田文雄突然秘密訪問基輔，體現了岸田大戰略的精髓：首先，日本自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堅定站在烏克蘭一邊，但是給予烏克蘭的支持並不突出，堪稱雷聲大雨點小。岸田是最後一位到訪基輔的G7領導人。作為G7主席國的領導人，岸田在峰會之前是一定要出現在基輔的，否則如何將烏克蘭問題納入到G7議題之中呢？據岸田身邊人說，岸田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此訪是日本領導人首次進入戰區，也送去了數額較大的援助。如此，日本方可在G7峰會上有底氣。
其次，岸田突然宣佈訪問烏克蘭，與中國領導人對俄羅斯國事訪問相關。事實上，日本有意在中俄元首會晤之際實現岸田訪烏，但中俄領導人會晤的時間並未提前公布。最後，岸田在印度訪問期間秘密訪問烏克蘭，也算是應急之舉。中日兩國領導人分別出現在莫斯科和基輔，應該是日本外交「戰術性襲擊」製造出的場面，其中的意涵不言而喻。中俄兩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國，而日本是戰敗國。岸田在基輔，也是要扭轉日本的戰敗國形象。因此，在日烏領導人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寫入了追究犯戰爭罪和殘酷行為責任這樣的措詞。
再次，岸田訪問烏克蘭之後，到訪波蘭，其路線和套路與拜登相似，以此來展現日本作為G7主席國的地位和影響力。日本試圖藉助訪問波蘭的機會，將「中俄」進行綁定，沖淡中國樹立的「勸和促談」的形象。可以說，訪問基輔是岸田的一招「外交突襲」，未來不排除還會出現類似場景。
作為G7主席國，日本將最大化利用G7這一平台實現身份轉換：一是繼續在廣島主辦七國集團峰會，強化日本作為核爆受害者的身份。上一次，安倍首相成功讓美國總統奧巴馬參觀核爆紀念館，已經意味深長。在俄烏戰爭期間，核武器的議題不斷出現。日本在2023年版外交藍皮書草案中強調，日本作為唯一在戰爭中遭受過原子彈轟炸的國家，絕對無法接受核威脅，不能使用核武器。草案稱日本將與七國集團等攜手合作，繼續對俄實施制裁和援烏。制俄和援烏，不僅可以幫助日本完成戰敗國到戰勝國的身份轉變，還對日本有實際戰略利益，比如領土問題。因為，俄烏戰爭已對俄羅斯大周邊產生了結構性衝擊。
二是藉助G7峰會，邀請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與會，包括印度、印尼、澳洲、庫克群島、科摩羅、巴西和越南等國，以及聯合國、國際能源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等7個國際組織負責人參會，呈現出G7+的模式。日本藉助G7主席國之機，推動G7重心向亞太轉移。若G7重心從大西洋轉到太平洋，日本在其中的分量和地位就會得到極大提升。而韓國快速與日本和解的一個考量，或許就是常態性參與甚至加入G7。
約束和限制日本國家身份的是日美關係以及和平憲法第九條。事實上，岸田在去年悄悄實現了巨大突破，即日本安保戰略的轉型，從防禦性轉向進攻性，包括預防性打擊。與此同時，日本防務開支比例從1%提升到2%，達到了北約國家的標準。日本這一突破，在岸田訪美期間得到了拜登的理解和支持。當然，日本也向美國提供了巨大支持，扮演美國印太戰略的「中流砥柱」，甚至「首要支點」的角色。其核心有兩點：
第一，持續扮演印太戰略推手的角色，持續推進與澳洲、英國、德國、菲律賓等國的軍事合作，將印太戰略作為日本持續擴大國際影響力的舞台。尤值一提的是強化日印關係。岸田邀請莫迪參加G7峰會，其意圖是加強與印度為代表的「全球南方」國家的關係。
第二，日韓和解，美日韓三邊軍事合作不斷拓展。此次日韓和解，日本幾乎沒有耗費成本，而是韓國主動和解，這與尹錫悦總統的戰略設想密切相關。為應對朝核導的威脅以及經濟發展訴求，尹錫悦政府大力度超越了勞工等歷史問題，恢復了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日韓和解為美日韓軍事同盟消除了障礙，而加拿大有意參與美日韓三邊合作，組建北太平洋地區的四方合作機制。
岸田在印度發表演講時提出，國際社會處於歷史轉折的時候。基於這樣的「時代」判斷，日本外交呈現出不同於以往的作為。在歷史性大變局之下，每個國家都是局中角色，踏準時代的節拍，才能順勢而為。二戰後，日本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期間實現了經濟騰飛，而這次俄烏戰爭則可能助推日本國家角色的大轉換。從日本的百年曆史可見，戰爭往往是當事方的泥潭，卻可以成就他國的崛起與昇華。
當然，任何國家的戰略都是在特定時空框架之下進行的。岸田的大戰略將俄烏戰爭的「時機」，當作日本重塑國家身份的出發點，突發事件帶來的時機卻未必能夠轉化為戰略優勢，也不能改變日本的戰略劣勢。日本在20世紀上半期進行的侵略戰爭，以及戰後在歷史問題上不徹底的反思和曖昧態度，已經構成了日本國家身份系統的一部分。日本如果不改變身份系統「硬件缺陷」，僅僅依靠外部製造的「重啟」機會，則難以實現系統升級和更新。即便如此，岸田推行的外交戰略所包含的意圖，仍需引起周邊國家的充分關注。當世界將目光聚焦於中美歐俄等大國的時候，日本的外交「突襲」已經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