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戰爭以來美俄高官首次會談　土耳其究竟在籌謀什麼？

11月15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的高級助理證實，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William Burns）、俄羅斯對外情報局局長納雷什金（Sergey Naryshkin）於14日在安卡拉舉行會談。

此次會談事前毫無跡象，之所以曝光是因俄媒《生意人報》（Kommersant）於14日獨家揭露，稱美俄代表團正在土耳其舉行談判，納雷什金是成員之一，克里姆林宮又表示「既不能證實也不能否認此報道」，引發了外界議論與猜測，甚至有聲音懷疑，美俄正在密談烏克蘭版「慕尼克協定」，要在烏克蘭缺席的情況下商議停戰條件與方案。

輿論發酵幾個小時後，美俄土各方終於證實確有此談判，但內容乃是管控核威脅，與俄烏衝突的解決方案無關，且聯合國與烏克蘭事前都知道這場會談。克里姆林宮指出，這場會談是「應美國要求舉行」；不願透露姓名的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則向土媒《阿納多盧通訊社》（Anadolu Agency）透露，「與俄羅斯的溝通管道是開放的，尤其是在管理核攻擊風險和戰略穩定風險上」，並稱伯恩斯沒有進行任何形式的談判，此次會談不是意在討論解決烏克蘭戰爭，「我們提前向烏克蘭通報了伯恩斯的行程。我們堅持我們的基本原則：沒有烏克蘭在場就不談烏克蘭（nothing about Ukraine without Ukraine）。」

而不論美俄談判過程有何起伏、真實內容究竟為何，土耳其的角色都值得關注。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土耳其先是在2022年3月10日促成了俄烏外長在衝突後的首次直接接觸，又在7月22日會同雙方與聯合國共簽《烏克蘭糧食安全運輸倡議》，此次更是促成美俄官員在衝突後進行首次實體談判，雖說美方強調此次會談不涉俄烏戰爭解決方案，土耳其仍表示「將繼續與所有有關各方進行和平談判，在此過程中不會不採取主動」，調和鼎鼐之姿不言可喻。

在三組關係間求取平衡

而土耳其之所以積極促談，並非崇尚「愛與和平」的理想主義，而是「平衡外交」的思維展演。回顧其在俄烏戰爭爆發後的種種表現，可謂是在三組外交關係間求取平衡。

第一，是俄羅斯與烏克蘭這對沖突當事方。面對烏克蘭，土耳其維持2014年以降的外交立場，不承認俄羅斯對克里米亞與其他佔領地擁有主權，強調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應受重視，同時延續了2019年以降的政策，持續對烏出售土國自產的「旗手-TB2」（Bayraktar TB2）軍用無人機，後者曾在打擊親俄頓巴斯武裝上發揮作用，也曾在戰爭之初挫傷俄軍攻勢，直到在烏俄軍調來防空火炮系統才漸失優勢；面對俄羅斯，土耳其拒絕參與西方發起的對俄制裁，並在俄烏之間持續進行外交斡旋，促成了戰爭之初的俄烏外長會面與黑海運糧協議。

第二，是真正主導戰局走向的美國與俄羅斯關係。面對美國，土耳其始終支持北約東擴，更對烏克蘭加入北約表示支持，並在雙邊要價後同意芬蘭與瑞典加入北約，且為服膺美國立場，土耳其雖未參與對俄制裁，卻在聯合國3月24日的《侵略烏克蘭造成的人道主義後果決議》以及4月7日《暫停俄羅斯在人權理事會成員資格決議》表決中，投下了贊成票；面對俄羅斯，土耳其雖應西方要求執行《蒙特勒公約》，關閉土耳其海峽，卻也將北約軍艦擋在黑海之外，且此前俄方艦隊已經返回母港，海峽領空亦未對俄關閉，可謂是土耳其有意留下空隙。

第三，是在戰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歐盟與俄羅斯關係。面對歐盟，土耳其雖在1999年成為歐盟候選國，卻始終不得其門而入，烏克蘭雖直至2022年6月才獲得候選國資格，卻可能因國際情勢而捷足先登，而土耳其不願失去在歐洲安全框架中的角色，故不能背離歐洲政治正確太遠；面對俄羅斯，土耳其對俄方規避制裁的投資移轉大開方便之門，甚至呼應普京（Vladimir Putin）關於另建天然氣管道系統、將土耳其打造為歐俄天然氣銷售樞紐的倡議，顯然不願放棄任何嘉惠經濟與能源產業的契機。

歸根結底，土耳其作為北約成員國、歐盟候選國，確有義務配合歐美的對俄政策，但與此同時，土耳其更是位處歐亞中間地帶的主權國家，擁有突厥、伊斯蘭、西方、歐亞、中東等多重身份，在國際權力格局日漸多極化的趨勢下，避免「一邊倒」的激烈選邊，顯然更有助於維護國家利益。故土耳其雖在外交話語中展現親烏、親歐、親美色彩，卻在實際行動上積極採取「不中立的平衡」政策。

土耳其能獲得什麼好處

而如此姿態並未讓土耳其同時見罪多方，反是讓其一次擁有了烏克蘭、美國、俄羅斯的「部分信任」。在此結構下，安卡拉最終成功取代德國、法國、印度、以色列，成為如今枱面上最有成效的俄烏戰爭調解人，並在對俄、對美關係上收穫戰略利益。

首先，在對俄關係上，土耳其擁有了更多主動。

俄烏戰爭爆發前，土耳其與俄羅斯的關係存在一定不對稱性：在政治上，土耳其須借俄羅斯對沖西方對埃爾多安政權的攻訐；在能源上，「土耳其溪」、「阿庫尤核電站」等項目皆仰仗俄羅斯支持；在軍事上，土耳其希望借由購買俄羅斯S-400防空導彈，來實現國家軍備的多元化；在敘利亞北部，土耳其無法力克俄軍，只能與其結成共治關係。

然而俄烏戰爭的爆發重挫了美俄、歐俄關係，伴隨雙方互動的不確定性上升，俄羅斯為免腹背受敵，只能竭力爭取土耳其的「不中立平衡」，無形中削減了土俄互動的不對稱性。例如在新建天然氣管線的倡議上，明顯是俄羅斯更有求於土耳其；在黑海運糧議題上，俄羅斯也要仰仗土耳其與聯合國、烏克蘭交換意見。

第二，在對美關係上，土耳其更有要價底氣。

過往多年，土耳其雖是北約成員國，卻與美國存在多層矛盾。在庫爾德問題上，美國支持敘利亞庫爾德民主聯盟黨（PYD）和人民保護聯盟（YPG）；在居倫運動問題上，美國始終拒絕引渡居倫（Fethullah Gulen）回土耳其受審；在購買俄羅斯S-400防空導彈問題上，土耳其的行動觸發了《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案》（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CAATSA），遭美國逐出F-35戰鬥機聯合研製專案、同時停止了對土耳其的F-16戰機設備更新；在東地中海問題上，美國對以色列、塞浦路斯、希臘、意大利等國的天然氣管道計劃表示支持，卻對土耳其則加以遏制，並允諾向希臘出售F-35戰鬥機，對土耳其構成了國家安全威脅。

然而俄烏戰爭爆發後，美國開始被迫讓步。例如在土耳其「一夫當關」阻止芬蘭與瑞典加入北約期間，美國只能頻頻釋出善意，既表態支持土耳其的F-16戰機升級計劃，也說服芬蘭與瑞典在庫爾德問題上展現誠意，同意土耳其開出的引渡相關條件。

眼下俄烏談判風聲再起，卻不意味土耳其的戰略獲利即將終結。一來，如若戰爭最後以美俄協商告終，結果將有極大可能是美國不承認、卻默許俄羅斯據有實佔地，此一發展必然衝擊美國國家威望；且俄烏戰爭已在一定程度上虛化美國影響力，加速了多極化國際秩序的成形，中東的海灣地區尤其明顯，在此局面下，土耳其未必不能趁隙填補些許真空、擴大國家影響力。

二來，如若此次談判嘗試再告失敗，俄羅斯將持續深陷戰爭泥淖、同時承受西方制裁。如此一來，其在黑海、中東、中亞、高加索的實質存在恐遭削弱，土耳其恰好有機會「近水樓台先得月」，寸寸蠶食俄羅斯留下的權力真空，在後蘇聯空間內爭取更大舞台。

簡言之，俄烏戰爭的爆發帶給土耳其戰略機遇，其也憑藉「平衡外交」身姿，成為美歐俄烏競相爭取的重要國家。從眼下局勢來看，無論俄烏戰局如何收場，只要土耳其維持適宜的平衡外交政策，都有高概率能在未來世界格局中，獲取超越中型國家體量的戰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