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建交50周年│中日關係與日美關係的平衡

撰文: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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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本月29日為中國及日本建交50周年記念日。有日本智庫日前進行調查,發現約有七成日本民眾不知今年是中日建交50周年。對中日關係感到滿意的日本民眾僅6.1%,逾四成的受訪者更表示對《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持懷疑態度。

日本加強了對台灣有事的行動意識。近幾年來,日美政府似乎一直有意識到台灣,而強化日美同盟的對話,背景包括美國對台灣局勢的擔憂和對日本的期待。日美政府公開強烈呼籲台海局勢穩定的重要性。除此之外,特別是政治家成為牽引的原動力,探索強化與台灣的關係。安倍晉三在世時所說的「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既是在闡述日本西南諸島與台灣極為相鄰的地理現實,同時也強調台灣與日本在戰略命運上的聯繫。

作者:佐橋亮,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實施軍演之際,有五枚彈道導彈落在日本專屬經濟水域。在圍繞台灣的緊張局勢上面,因為日本幾乎沒有參與其中,所以倍感震驚。並且,在此後持續不斷的中國大陸軍事行動面前,日本內部認為應該重視和準備「台灣有事」的想法,不僅限於政府,也蔓延到整個日本社會。政治家和退役自衛官的模擬也備受關注,紛紛研究政府能否熟練使用複雜的安保相關法制,守護日本領土主權完整和日本國民的生命安全。此外,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古屋圭司訪台,主張深化日台合作。

從這一系列舉動可以看出,日本正在加強與台灣的關係,並與美國進行軍事合作,似乎最終要將日中關係拋在腦後。這種看法是否正確呢?

中日關係:圖為2018年10月25日,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中國國旗和日本國旗。(Getty)

日本感到因台灣有事時會威脅到自己的安全,確實加大了擔憂程度。另外,日本社會和台灣社會都崇尚自由、人權、民主主義,而且在文化上也越來越接近,彼此互相信賴也是事實。輿論調查也證實了這一點。

相反,消除對中國政府和解放軍的警戒心的理由基本沒有,對中國印象的惡化,完全沒有停止的跡象。除了安保方面的擔憂之外,日本社會對中國國內的人權問題,也抱有廣泛的同情。

目前,日本正在準備制定的國家安全保障新基本文件中,應對中國的壯大、實現台海局勢穩定的篇幅勢必增多,而且作為七國集團(G7)的輪值主席國,日本不僅在糧食和能源問題上,也會在人權問題上提出動議,更會加大力度促進國際社會討論中國的核導彈能力。

原本圍繞日中關係的接觸方式,也在從根本上逐漸轉變。自1972年日中聯合聲明以來,日本對華外交雖然使用了日中友好、戰略互惠關係等表述方式,但主要以兩國關係的穩定為基礎。雖然對日本來說,中國並不是最大的戰略課題,但日本外交具有獨特的、一心謀求與對方國家關係穩定化的傾向。

中日關係:中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對日本進行正式訪問期間,2020年11月24日在東京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舉行會談。圖為茂木敏充2020年11月24日在Facebook發布兩人會晤的相片。(Facebook@moteging )

這種外交態度現在已經不斷發生質變。日本在與中國的交往中,已經在超越單純的關係穩定化的目標底線上,產生了新的外交平衡,這也是由中國在國內外的舉動所引起的。美國曾經很關注日本外交當局會使用「被放棄的干預」這個詞,但這並沒有太大的意義。日中關係和日美關係互不相干的時代已經過去,在日本的戰略思考中,已廣泛又深刻地認識到,以上兩對關係已經進入必須一起考慮的時代。

但是,為了思考日本今後的動向,也需要一些追加的理解。

首先,日本絕對不希望發生危機。雖然日本的言論空間裏充斥着各種各樣的想法,但美國、台灣等應該先發制人,引發甚至致使台海周邊安保環境惡化也在所不辭的想法,不會成為主流。必須明確區分提高威懾力和應對力的實際行動,以及受民族主義支持的政治行動。

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左)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於1972年9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宴會上互相敬酒。翌日,田中與周恩來簽署《中日聯合聲明》。(AP)

第二,日本外交強烈認識到,有必要將中國拉入國際秩序之中。這既是日本與中國在經濟、社會上有着很強聯繫的現實要求,也是日本依據一貫的、對通過規則以長遠眼光解決事物抱有希望的做法。這種想法與美國保守想法中的零和博弈,有所不同,但和澳大利亞及歐洲各國都有相同之處。雖然媒體傾向於將軍事預算增加和戰略文件,視為日本戰略行動的全部內容,但以經濟為中心,通過多邊外交引發環境變化的日本外交,絕非只是在構築排除中國的框架。

第三,日本政府有很強的意願繼續與中國保持外交關係。雖然不確定今年日中聯合聲明50周年會取得何等成果,但通過對話獲得的利益,遠遠大於成本。

日本往往被看作和美國一樣屬於制衡中國的勢力,甚至超出美國。但無論如何,我們不應該忘記,一定要讓安保準備和具有長遠眼光的外交戰略並存。

本文獲《聯合早報》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