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專訪吳榮元：台灣不應被過去史觀和西方誤導　令未來陷入危險

中共官方新近提出「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總體方略」，引起兩岸高度關注，一般認為二十大可能出台更為具體的統一規劃。加上中美博弈的「百年變局」作用下，面對台海新局衝擊下的台灣，政治生態和社會心理都起了很大變化。
多維新聞專訪台灣勞動黨主席吳榮元，深入探討台海局勢的歷史縱深與發展前景。

吳榮元是台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1970年代就讀大學期間，因與同學籌組「成功大學共產黨案」而被捕，一度被國民黨政府判處死刑，後改判為無期徒刑，再改判為有期徒刑15年。吳榮元現擔任台灣勞動黨主席，從事民間統一運動與社會改革運動。

多維：您曾經提過台灣所存在的「超穩定政治權力結構」已經出現了改變，請您先談談什麼是「超穩定政治權力結構」？造成其發生改變的因素有哪些？

吳榮元：有歷史學家認為中國歷代政權在「超穩定結構」延續了幾千年，我借用這個概念來解讀台灣政治勢力長期在台灣社會經營的「反共拒統」路線。台灣沒有經過社會主義思潮的洗禮，也缺乏長時間的社會主義運動，反對資本主義體制的力量從而在社會上缺席。從1950年代的反共威權體制，接着在冷戰體制之下，進入西方世界經濟體系裏面，台灣快速的經濟發展，使得台灣很快速地具備了已開發的經濟條件。台灣社會的階級矛盾，在快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很快地從戰後飢餓經濟的困境中脱離出來。

另一個主因來自於西方最大的霸權，也就是主導冷戰的美國，支持台灣的政治、軍事、經濟來跟大陸對抗，因此內部階級矛盾沒有那麼尖鋭。而且在反共威權體制壓制下，沒有人能夠去反抗這個政權。1970年代中國大陸和美國調整關係，對台也走向了和平統一政策；1980年代兩岸關係進入了和平交流與和平統一的政策氛圍，使得台灣社會也沒有感受到大陸解決台灣問題的軍事政治壓力。

台灣的統治階級只是兩個政黨輪替而已，並沒有相應於中國大陸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權危機」，台灣社會內在也沒有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人民力量。所以在台灣從事統一運動、從事社會改革運動，都沒有辦法撼動台灣的政權體制。

只有當大陸因素進入以後，台灣特殊的「超穩定政權結構」才可能出現鬆動，並且感受到危機意識。兩岸在和平發展、大交流的那個時期，既有中國崛起的效應，中美關係也有一段戰略合作關係，台灣才感受到美國有可能要放棄台灣而與大陸合作，所以有了政治危機的意識。大陸因素在經濟方面更是強勢影響台灣的社會生活，台灣對大陸出超每年屢創新高，有人開始產生了台灣經濟被大陸牽着鼻子走的疑慮。

台灣的上層社會先體會到危機意識，接着慢慢擴散到一般群眾生活，致使過去台灣對大陸的優越感，轉變為看到大陸發展起來之後的自卑感，又進一步產生「你家的事跟我們家沒有關係」的情緒。這十多年來，台灣社會確實面臨着大陸社會對超穩定政權結構的挑戰。

國民黨被民進黨拉下台的政黨輪替，背後也有強烈的大陸因素。台灣的兩岸交流過去主要是國民黨在主導，台灣社會對大陸的疑懼心理，結合原來的反共意識，對國民黨產生了不信任，擔心國民黨繼續執政推進兩岸交流的話，台灣會被國民黨賣給共產黨。台灣社會心理的轉變，反共意識對兩岸交流的恐懼感，成為了台灣最高共識。當台灣擔憂兩岸交流被大陸併吞的社會心理，升高到理性層次時，社會集體意識內化為個人行為意識，表現在投票讓國民黨下台，太陽花運動也是台灣社會集體危機心理的體現。如果中國大陸沒有發展起來，沒有影響到台灣社會，台灣的「超穩定政權結構」就很難有所鬆動。

當然，台灣社會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社會結構矛盾，也慢慢在滋生蔓延，但是以台灣的財政條件，要化解一般性的社會安全危機仍綽綽有餘。所以在台灣內部推動資源重分配的社會改革運動的號召力並不強，唯有來自於外部的大陸因素帶來衝擊時，台獨才會緊張於兩岸經貿交流、大陸惠台政策產生的效應將「沒完沒了」，就算用意識形態來防堵也很困難。

民進黨上台後，推動「轉型正義」、《反滲透法》等等，就是要切斷國民黨跟大陸交流的利益輸送。透過「轉型正義」斷了國民黨在台灣內部的金庫，透過《反滲透法》、「國安五法」等切斷國民黨從兩岸交流取得經濟利益的管道。背後的原因，就是民進黨政府警覺到大陸經濟發展對台灣社會的強勢動力，沒有人能夠擋得住，這是很現實的因素。

兩岸經貿交流給台灣有更多的發展空間，中國大陸便有人認為這樣的做法，反而給了反共的台灣更多的「活路」，因此反對再給台灣經濟資源。但事實上，必須透過交流才能把台灣的經濟跟大陸連接起來，把台灣社會生存的經濟命脈套起來。大陸透過經貿交流把兩岸經濟連結起來，這是必然的過程，而且是和平統一很重要的條件。這就是閩南語說的「緊事緩辦」，拉住了經濟命脈之後，一步一步來解決台灣問題。

多維：「政黨輪替」在學術界被認為是台灣「民主深化」的關鍵指標之一，至今已完成三次，過去一般也認為藍綠輪流執政既符合台灣利益，美國也樂見其成，藍綠相互牽制，造就您所謂的「超穩定政治權力結構」。如今大陸一些涉台學者提出了民進黨可能長期執政、一黨獨大的觀察，台灣若是從藍綠輪流執政走向民進黨長期執政，是否可以看作台灣「反共偏安」體制的另一種延續和變形？美國又在背後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吳榮元：這個問題必須回到兩岸關係的框架來理解，台灣政權是因為內戰敗退台灣，依靠美國外國勢力與中國大陸對抗的「割據政權」，在法理上已經沒有地位了，因此必須完全從屬於西方支持才能夠取得有力的支撐。

在台灣的割據政權經營出具有已開發經濟水平的社會發展條件，使其能夠有效地在台灣進行統治。但是最重要的因素，在於以中美關係調整的1970年為界線，1970年代以前台灣跟大陸軍事對抗，但是有美國支撐，台灣沒有安全疑慮，而大陸還未具備在軍事上直接與美國衝突的實力。大陸在當時必須要從事社會建設發展，再加上中美關係戰略合作的國際關係背景形成之後，兩岸關係在1970年代中進入了更穩定的局面，使得台灣經濟發展，並培養出本土資產階級力量。

1970年代美國為了國家戰略利益，必須聯合中國大陸來對抗蘇聯，從而「出賣台灣」，包括國民黨政府失去聯合國代表中國的席位，接着美國與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可以看到，台灣只是美國的棋子被運用，到了美國戰略利益必須犧牲台灣的時候，完全沒有顧慮，就算有《與台灣關係法》作為保障，但是台灣政權已經被美國定位了，美國不願意在國際法理上替台灣強勢安排。

今天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美國要第二次「出賣台灣」。與第一次「賣台」不同，因為中美關係的條件，已經到了要讓美國藉「台灣牌」來應對中國的時候，美國的打法依照其國家戰略實際條件做了非常大的調整。

美國看到中國崛起，從2012年「重返亞太」到最近幾年，中國的發展已經顯著壓迫到美國作為第一大國的地位，中國在軍事科技各方面條件都讓美國警覺不對，從而對中國採取遏制的戰略，這兩三年透過貿易戰、科技戰、軍事戰，還有外交戰，但都無法有效壓制中國。這兩年又因新冠（COVID-19）疫情的衝擊，中國體制的治理績效和中國道路的優勢被突顯出來，令美國的世界形象折損不少。再加上中國在國際統一戰線上取得了優勢地位，現在美國只有藉着「台灣牌」遏制中國發展。

在此客觀形勢下，台獨在台灣完全執政，幾乎到了台獨運動最高峰的時刻，但又無法突破中國在法理上死硬包夾台灣的局面，那一定得靠着美國作為最重要的戰略依託。在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的前60年，中美之間隔着台海，不會有那麼尖鋭的鬥爭，但現在中美鬥爭進入了非常尖鋭的國際戰略變化。

所以台獨想要拉着美國來爭取更有利的條件，時機也差不多到了。與此同時，美國也利用台灣牌和台獨給中國大陸的發展造成干擾和破壞，因為大陸認定台灣主權領土完整是中國絕對不會放棄的核心利益，所以美國知道打外交牌、軍事牌、貿易牌、科技牌都沒有用，就只有打台灣牌。

多維：對台灣「超穩定政治權力結構」帶來衝擊的外在因素，包括了中國崛起和美國遏制中國，或者可以理解為以中美博弈為表現形式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您是台灣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經歷過東西冷戰與國共內戰形成的「雙戰結構」，也經歷過蘇聯解體之後美國單極體系的形成，現在世界秩序又進入了激烈的大變局。您怎麼看待世界格局的歷史轉折，以及中國在其中的角色，包括台灣所處的位置？

吳榮元：台灣對大陸常講民主形式，但人民應該是社會的主體，人民要參與進政治社會活動，政治就是治理社會，什麼方式形成最好的治理模式，就是最好的政治。最好的政治能夠給社會改善生活條件，這也是人民參政的主要目的。每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結構背景不一樣，政治就有不同的形式，只有透過實踐才能檢驗。選票政治是一種方式，但選票政治也很多形式，有人認為像台灣的政黨輪替才能體現民主，但日本自民黨、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也是長期執政，沒有人說這他們不是民主。

我認為人類社會生活體制，內容比形式更重要，不然無政府主義是最民主的。人類是群居的社會生活，群居就要有管理體制，所以中國大陸現在用社會主義理念指導國家社會建設，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走了才知道好壞。中國大陸提倡的「四個自信」，為什麼後來加進「文化自信」，因為如果中國社會主義發展起來了，講中國文化才有底氣。例如提「人類命運共同體」，跟中國傳統《禮運大同篇》的「世界大同」結合起來，「一帶一路」也具有世界共同發展的提法，就很有底氣。

這是中國走向世界，促使世界格局改變最重要的因素。這個改變，中國不是直接挑戰美國作為世界霸主的地位，而是人類文明歷史走到了這個特殊時刻，美國這個資本帝國主義的霸主，面對社會主義中國這樣的新興力量，非常具有危機意識，從而根據以前的歷史經驗，透過各種手段來遏制新興力量。

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到此際，一個重要意義在於維護世界和平。美國資本帝國主義受到挑戰的時候，會發動很多戰爭，此時只有中國作為社會主義的力量，有足夠的實力來應對美國，對人類社會非常重要。當然，中國也結合了另外一個軍事大國俄羅斯，聯合起來可以壓制美國和西方不甘願原來的優勢地位被中國取代。

中國扮演的角色，具有很高度的人類社會歷史意義。所以中國大陸也一直強調聯合國的重要性，聯合國作為維護世界體系很重要的據點，若是沒有中國支持，聯合國也很難發揮作用。

從歷史發展的視野來看，世界體系已經到了改變的十字路口。中國大陸提共同發展非常重要，中國好起來不是中國好而已，而是希望帶動大家一起，在國際博弈中團結反對霸權的統一戰線。中國有這樣的實力，給世界提供了共同發展的實際號召。

多維：今（2022）年是「九二共識」30周年，中國大陸將「九二共識」作為兩岸關係的「定海神針」，台灣民進黨方面至今仍拒絕接受「九二共識」、甚至在政策上配合美國推動兩岸「脱鈎」，從而形成了兩岸的僵局。您認為在接下來兩岸關係的發展過程中，「九二共識」還能扮演什麼角色、發揮什麼作用？

吳榮元：「九二共識」作為兩岸政治互信基礎的紐帶，2016年被台獨政府切斷了，因為其如果承認「九二共識」，等於是在法理上把台灣跟中國大陸的紐帶聯繫起來。兩岸的分隔從1949年台灣以中華民國體制作為基礎，長期以中華民國體制來對抗一個中國原則，一旦中國大陸要否定中華民國，台灣就用中華民國來跟「一個中國」對抗。

對中國大陸而言，「九二共識」為什麼那麼重要？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解決統一問題，必須跟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體政權體制，進行一次歷史清理。為了解決兩岸政權體制的對抗，兩邊政府必須坐下來談，大家要有一個共同的政治立場，都認同我們是一個中國範圍內的政權體制。「九二共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授權的機關，以及中華民國政府授權的機關，代表各自的政府來達成，確認我們從1949年到現在還是一個中國。如果要談統一，要先把內戰歷史有所總結，然後達成一個中國的共同法理認同基礎，再來進一步協商。

「九二共識」的重要性就在這裏。所以蔡英文知道「九二共識」不能接受，利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跟大陸製造出更多的爭議空間。

還有看台灣問題的時候，一定要看美國的戰略性調整到什麼程度。美國現在不可能調整跟中國鬥爭的強硬態勢，所以現在民進黨政府不可能回到跟大陸接觸和交流的策略。民進黨政府是要更為鞏固台灣內部和對美國關係，所以在2024年之前都不會去鬆綁對「九二共識」的認識，而且會延續配合美國的對抗路線。

多維：中國大陸在2019年提出「兩制台灣方案」，2021年第三份《歷史決議》則提出了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有可能在二十大給出更具體詳盡的統一規劃圖。結合兩岸當前的情勢變化，您怎麼看待中共對台政策的新進程？對接下來台海局勢又有什麼樣的影響？

吳榮元：大陸應對台灣問題，已經表現出必須「操之在我」的主動性。大陸近日提出來的「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總體方略」，可以理解為為了完成國家統一、實現民族復興的國家最高戰略目標，同時考慮到中美關係的背景，會把紅線劃得清楚、方略講得清楚；但是方略中的行動方案，還不至於給民進黨政府有相當大壓迫的必要。紅線絕對是沒有放鬆的，所以相關的軍事威懾還會非常嚴密進行，但是越嚴密是為了警告，而不是就要採取什麼行動。（延伸閲讀：從「台灣方案」到「總體方略」　中共對台新綱領呼之欲出）

2019年《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提出的「習五點」，圍繞着「和平統一」，其中提到為了和平統一、所以反對台獨，反對台獨是為了維繫和平統一的前景。我認為到現在都還是這樣。大陸在部署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案已經出來了，執行進度還在準備階段，但是不會給台灣完全沒有壓力，方案應該是會有幾個階段的設計。

▼從「台灣方案」到「總體方略」：習近平宣示統一台灣表述變化

既然中國大陸講主動性與主導性已經講了兩三年，現在的時勢，也不得不把方案拿出來給台灣社會有一個預告。中國大陸解決台灣問題的理論建設，已經出現了根據一國兩制的方案，既有協商模式也有執行方案，儘可能爭取談判，如果台灣不談，北京也要有一個解決方案，也是「一國兩制」，但這是實施方案、不是協商方案。

我認為中國大陸會透過正式文件，鋪陳和預告解決台灣問題在國家必須完成的進度中設定了什麼方案，不只是學者在論壇上的發言而已，很有可能在二十大出台解決台灣問題的階段性佈局。比如《反分裂國家法》，也是在陳水扁執政一屆之後的2005年才正式出台，但是在2000年陳水扁上台之後就開始有了相關的講法。

二十大也應該要把總體方略具體化為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案，二十大如果沒有具體方案，就會讓對台政策陷入被動。因為台獨在出招，大陸如果沒有反制性的對策、不能化被動為主動，若是民進黨政府一直不接受「九二共識」，大陸也不能說因此就拿他沒辦法。

所以要如何以一個新的法治概念給台灣社會知道，中國大陸要依法執行維護主權，展現出戰略主動性與主導性，才能夠體現汪洋主持2022年對台工作會議所說的：「時和勢始終在我們這邊」。主動權與主導權都只是一種原則性的表述，若是沒有具體作為連接起來，長期下來就會變成空話，也會形成某一種惰性。譬如現在台灣就出現了一種想法，認為大陸軍機反正只是繞來繞去，不存在危機意識。

我們作為民間的觀察者，提出台灣必須「居安思危」。因為兩岸關係的歷史一直在發展變化中，現在已經到了歷史條件形成轉折的時機，已經非常明顯了。

多維：台灣所面臨的環境，包括了外在中美博弈和北京啟動實質統一的壓力，以及內在民進黨「抗中保台」話語的高度壟斷。在此局面下，怎麼理解您所說的「居安思危」？台灣社會及在野力量又能夠做什麼積極性的反思或突破？

吳榮元：全世界都看到了，如果中美走向了最尖鋭惡化的鬥爭，那是非常大的災難，可是隻有台灣「不怕死」。台灣本來就處在中美鬥爭的夾縫中，中美鬥爭越尖鋭，對台灣造成的風險就越高，而且風險已經在現實上出現了。

大陸積極提出的和平交流呼籲，台灣社會如果沒有積極回應，也沒有積極參與兩岸共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努力，那麼武力解決的進程就會隨着形勢的需要出現在海峽上。

當然這是預測性的判斷。但是從歷史上來看，把台灣問題擺着不處理的歷史經驗是沒有的，問題在於怎麼解決、什麼時機解決。例如康熙解決明鄭王朝也是一個過程，其內部大一統完成的時候，就必須要面對這一個問題；更何況中國大陸在這十年，一直非常強調完成國家統一是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必然。

特別是因為有一個完全執政的台獨，台獨現在還沒有完成法理台獨，大陸會怎麼做預防性的危機控管？台獨有什麼動作，大陸就會有相應的對策，比如蔡英文在創建台獨「拒統反中」的統一戰線，大陸要怎麼應對？現在美國的對華政策，大陸也必須要化被動為主動，「引蛇出洞」讓美國現形，不逼美國現形的話，台灣依靠美國的迷思就破不了。大陸現在表現出種種跟美國對決的態勢，但是台灣因為習慣性思維太厲害了，看不出也看不透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的堅決立場。（延伸閲讀：蔡英文褒蔣經國︱專訪吳榮元：台獨正在打造「反共拒統」統一戰線）

此外，台灣社會已經沒有歷史感了，不知道今天中國民族復興運動，是幾代中國人從救亡圖存的愛國主義情懷來看待台灣問題，這也是台灣最大危機之一。我們在台灣民間從事統一運動，因為我們了解中國歷史，了解中國民族復興運動的歷史背景，今天中國走到國際社會的舞台，那是幾代中國人的辛勤奮鬥。

習近平在建黨百年講話提到「要頑強拼搏」，幾代中國人付出的血淚鬥爭史，最後未完成的部分就在台灣，中國歷史悲劇跟輝煌交會的歷史節點出現在台灣。面對歷史「去中國化」的台灣年輕世代，很難在台灣內部透過運動能量去喚起，但中國大陸要知道今天台灣社會根深柢固的反共情節，是有一個形成的歷史過程和社會發展過程，從長期積累的感性認識，凝聚成「反共拒統」的理性認識。

兩岸走在不同的發展道路上，過着不同的社會生活、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而且在歷史上的冷戰階段，西方價值體系在台灣融入了中華傳統文化中，形成跟大陸不同的社會治理體制。儘管有人說中華文化在台灣還保留着，但是也接受了西方那一套社會治理體制，跟大陸截然不同。長期積累下來，台灣成為一個「反共絕緣體」，世界其他先進的思潮無法進入台灣社會產生影響，形成了敵對大陸的「島民意識」，沒有比較、也沒有辦法認識中國為什麼走上這條路。

中國走上這條路是歷史的選擇，不是共產黨強加於中國社會。當年中國發展道路的抉擇，就是國共鬥爭的核心。如今在台灣的國民黨還在講兩岸是制度之爭，這個道理講得通嗎？經過歷史實踐，當年中國社會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讓中國今天能夠屹立於世界，在國際社會展現綜合國力，所謂「制度競爭」的論斷，50年前或許還可以說，但現在已經說不通了。

國民黨現在也還在說，反共是為了人民的幸福，但今天全世界人民對於政府認同支持的比例，中國大陸政府還是相當高的。包括台灣講的民主機制，也需要經過新冠（COVID-19）疫情的檢驗，這一套社會治理體制是不是能夠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雖然不同於西方道路，但是中國證明了自己這個體制在社會治理上是有效，中國選擇這個體制也是符合國情的需要。

歷史的發展到現在，中國要解決台灣問題具有強有力的法理立足點，也有同胞情懷、家國情懷，捨不得給台灣帶來戰爭災難的破壞。結果被美國和台獨視為中國的軟肋，以為中國「不敢動手」。

中國大陸以其發展優勢和條件，給台灣免於戰禍的可能性。中國的發展給解決台灣問題創造了更好的和平統一條件。中國的政治智慧表現在《反國家分裂法》，如果沒有辦法和平統一、有非和平的方式，手段性的想像空間非常大，這就是中國的政治智慧。中國大陸把台灣視為自己的家園，儘可能不會用到破壞性的手段，這個也是中國人才能明白的家國情懷，蔡英文他們不會理解。大陸的同胞大愛，台獨以為抓到大陸的軟肋，其實以大陸現在的綜合國力，要處理和解決台灣問題的籌碼就多了，也就是《孫子兵法》說的「十則圍之」，應該不會給台灣社會帶來太大的直接傷害，但絕對是有效制壓台灣，逼得台灣走投無路的局面出現。

這個局面出現，台灣民間統一運動扮演的角色功能就很重要，因為我們提出來的統一運動正當性，以及台灣社會改革的號召，同時能夠被台灣社會理解，只有這一條路才是台灣社會改革最有利的一條選擇。比如在一定的「圍城」過程中造成的社會困頓，有錢人有辦法走，但是一般社會百姓會受到多嚴重的困境，圍困的手段會達到什麼樣的規模、帶來多嚴重影響的程度不知道，但以中國大陸現在的綜合國力來解決台灣問題綽綽有餘。

現在有哪個國家敢於跟中國直接發生軍事衝突，應該也不至於用跟中國直接對抗的方式來干預台灣問題。因為干預台灣問題，第一，法理上沒有立足點；第二，大陸若要用非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題，必須要對國際社會做預告性的法理鋪陳，表明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到時候中國可能用公告的方式，比如軍事演習，這是國際法認定合法的國家行為，來解決台灣問題。

大陸鋪陳好了，解決台灣問題是維護主權的國家行為，在法理上大陸也非常積極經營國際外交的戰場。現在誰跟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要進行外交行為，大陸都有強烈的反制，這個就是外交戰，也是為未來解決台灣問題的超前部署，現在都不準用「台灣」來跟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打交道。

當然，國際外交還是以國力為背景，中國已經具備了解決台灣問題的實力。至於時機會在哪個時候出現？我們認為不會久拖不決，預期在二十大應該會有比較明確的政策立場。

台灣社會也應該重新認識新中國建國以後走過來的歷史，不能再由於不理解中國而誤導了台灣社會，使得在未來走入非常危險的境地。台灣社會要認識一個歷史事實，現在美國組織「新八國聯軍」，要對中國採取軍事嚇阻的部署，但也是遠遠地在中國周邊，不敢直接挑明着來對付中國。美國還停留在過去西方八國聯軍壓制中國的歷史錯誤裏面，台灣不應該被過去的史觀以及過去被西方誤導的中國認識，抹殺掉了自己的民族尊嚴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