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民主、平等、自由：中西價值觀分歧也許並沒那麼大

立陶宛總統1月4日「允許以台灣名義開設代表處是個錯誤」的言論引發廣泛關注。除了說明立陶宛所面臨的壓力愈大，突顯該國內部的「府院之爭」以外，更顯現了立陶宛乃至整個西方在面臨中國時的兩難心態。

過去幾年來，因應中美兩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軌跡的趨異，各西方國家在對華政策的問題上都面臨類似壓力。譬如《外交政策》1月3日刊登一篇由美國海軍退役軍官、印台防務問題專家Blake Herzinger「德國在印太謹慎試水」的文章內便寫到，德國等歐洲國家一方面重視平等、人權、民主等價值觀，另一方面又為了維持經濟增長而深深依賴「不相信任何這類（價值觀）的中國」，也因此，即便去年中歐相互發動經濟制裁，歐盟成員國也在竭力避免被美國拖入與北京的直接對抗。

在西方乃至全球主流論述中，各國所面臨的這種壓力往往被描述為「經濟 vs 價值觀」，也即所謂「要經濟還是要民主」。媒體、政客、學者乃至選民嘗以這種思維權衡本國與中國的關係，以這種對立關係理解他們面對中國時的糾結與躊躇。

但問題在於，「經濟 vs 價值觀」這種對立關係真的成立嗎？中國與西方的價值觀分歧，會否並沒有大到非此即彼、需要權衡的地步？

制度設計和文明內核差異

實事求是，中西在一些領域確存在根本性分歧。當美國與歐盟將中國列為「制度性對手」（systemic rival），這種定義固然有「越將中國稱為對手，就越容易引發對抗」的隱患，這也是中方反駁歐美「制度性對手」定義的緣由，但中國與歐美的「制度性」分歧卻客觀存在，譬如對資本角色的定義、對政府之於市場的關係、對政黨角色的定義、對社會發展長遠目標的設立等等。

與此同時，在價值觀方面，中西因其歷史演變，也存在鐫刻於文明內核的差異。譬如在面對防疫挑戰時，西方追求與疫情共存、認為清零政策不可行，這當中就有「諾亞方舟」、「亞伯拉罕獻子」、「索多瑪和蛾摩拉」等典故的影子，大抵都有「天命不可違」之感；而中國力求清零，亦折射出「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刑天舞干戚」等典故的影響，無外乎是「事在人為、人定勝天」的精神內核。

可是，這類制度設計和文明內核的差異，卻並不意味中西在價值追求方面有不可調和的分歧。和西方一樣，中國也追求人權、民主、平等、自由等理念，只不過西方更多追求程序正義，中國則更加在意過程與結果；且中西因其各自的文明內核差異及社會發展現況，而有不同的優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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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疆為例：什麼是人權？

以近來一再被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和德國新任外長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提及的「中國人權問題」為例，撇開那些毫無證據的「種族清洗」及模棱兩可的「強迫勞動」指控，西方反對中國治疆政策的理性聲音所在意的，大多是中國政府前幾年通過「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集中為新疆少數民族提供「三學一去」（學技能、學國語、學法律、去極端化思想）等課程，而且這過程中不乏強迫令人參加的案例——對不少觀察者來說，「三學一去」就已經充滿爭議，甚至被BBC評論為「洗腦」，而強迫令人參加的情況就更令人皺眉。

可是，當人換一個角度思索，為從小在維吾爾村落成長、所受教育和技能培訓極為有限、無法在現代社會營生的人提供技能、國語、法律培訓，這有什麼問題？至於被污衊為「去伊斯蘭化的」去極端化思想教程，又與德國所實施的「去納粹化」教程、美國所實施的「去反猶太」教程、伊拉克所實施的「反ISIS」教程有何本質區別？其宗旨都是反對仇恨、反對暴力。

至於「強迫參與」，當極度保守的維吾爾族父母不想讓自己女兒接受教育，認為女性的責任就是可以月經後嫁人生子；當哈薩克族青年身處閉塞環境，因「未知」而產生抵觸心理；又或是因為語言不通、水平較差而一再逃學；政府、乃至我們作為一個社會，該不該任由其自生自滅，甚至任由其不幸受到極端組織的滲透和蠱惑，構成對社會其他無辜國民的威脅？

各自的問題只有各自最清楚

聯合國對人權的定義被概括為「人權包括生命和自由的權利，不受奴役和酷刑的權利，意見和言論自由的權利，獲得工作和教育的權利以及其他更多權利」。回到前文提到的根本問題：西方更多追求程序正義，中國則更加在意過程與結果。

面對恐怖主義、原教旨主義等問題，西方在恪守程序正義，堅守了人們自由選擇的權利，卻沒能解決工作和教育的權利，沒能很好地保護生命的權利，以至於仍在面臨相關威脅，時而爆發恐襲事件；而中國或許沒能很好地解決自由選擇的權利，卻保障了人民的生命權，確保了人們獲得工作和教育的權利，而那種集中性、不乏強迫性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之所有學員也已經於2019年底全部結業。

從這些維度觀之，中國也好，歐美也罷，自然都會認為自己在努力推動或維護各自的人權，只是着重點不同罷了。而對世界而言，處於和歐美類似社會發展階段、又或受歐美影響較深的日本、韓國、澳洲乃至香港及台灣，更易體會到歐美的執着，而和中國一樣面臨極端問題的中東各國，則頗能理解中國的治疆政策。

各人的難題只有各人自己最清楚，當人們對別人的問題指手畫腳時，很多都是在以自己的經驗理解他人所面臨的問題，最終得出片面而錯誤的論斷。更有甚者，這些錯誤的判斷還會進一步影響人們的抉擇，最後做出看似理智，卻不符合實際、對各方不利的決定。

西方目下所謂「經濟 vs 價值觀」的躊躇，歸根結柢，還是因為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不了解，對中共和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之不理解。橫看成嶺側成峰，中西價值觀的衝突其實真的並沒有那麼大。

而從中西落回到我們自己，一定程度上，這個問題之於香港也是成立的。香港間於中美、中西衝突不假，但香港所面臨的究竟是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當香港需要更為深刻地理解「一國兩制」，在過去25年來「重視兩制，輕視一國」的基本盤上適當強調「一國」時，是否就意味着要放棄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價值觀？這是個值得思索的問題。而思索的方向，或許正在於加深對中國這個國家，以及其歷史、其人民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