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逼退西方干涉 是時候審視「價值觀外交」
美國等西方十國因要求土耳其釋放政治犯，引發對方威脅驅逐十國大使的憤怒反擊，眼看外交大戰一觸即發，西方十國強調遵守不干預他國內政的準則，選擇退讓以平息安卡拉怒火。這似乎再次彰顯了所謂「價值觀外交」在當今國際社會的局限性。
本來，西方十國於上周一（10月18日）發表聯合聲明，要求土耳其盡快釋放政治犯卡瓦拉（Osman Kavala）。此人是金融大鱷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於土耳其分支的董事會成員，被土國檢方認為涉嫌組織和贊助該國2013年蓋茲公園反政府示威。他雖在去年2月被法院判定無罪，旋即又因涉及2016年的軍事政變被捕，收監至今。西方十國在聲明中指此案「給土耳其司法系統對民主、法治和透明度的尊重投下陰影」，並援引歐洲人權法院2019年指此案「審前長期監禁違反人權」的裁定，呼籲土耳其立即放人。
不料此舉卻引發激烈反彈。土耳其外交部次日迅速照會十國大使表達抗議，總統埃爾多安上周四（10月21日）威脅要驅逐十國大使，並警告對方「沒有資格給土耳其上課」，同時反問「你們會對本國內的暴徒、殺人犯、恐怖分子置之不理嗎？」埃爾多安上周六（10月23日）更進一步，表示已要求外交部立即將十國大使列為「不受歡迎人物」（person non grata）。這是一國對外交使節的最嚴重譴責，一旦頒布就會強制驅逐出境。
最後，西方十國選擇退讓，美國使館等本周一（10月25日）紛紛發表聲明承認「不干涉他國內政」的《維也納外交公約》第41條。埃爾多安也滿意地表示相信這些大使「將履行承諾，發言將更為謹慎」，遂撤回驅逐大使的決定。一場外交危機戛然而止。
「民主價值」讓位於現實政治
毫無疑問，這是「價值觀外交」的一次碰壁。當西方十國對土耳其的司法決策橫加指導，不僅是居高臨下地試圖以統一的民主和法治配方規訓土耳其，也有自視比對方更了解案件實情的傲慢，還忽略了歐盟始終拒絕土耳其加入、美國懲罰土耳其購買俄羅斯S-400系統引發的憤恨情緒。這對於試圖在東西方之間走出一條新土耳其之路的埃爾多安來說，相當於莫大的冒犯，以致於他不惜祭出可能引發關係破裂的驅逐大使警告。如此激烈的反應證明「價值觀外交」已在越來越多主權國家引發強烈不滿。
而其後西方十國基於現實政治的讓步，更證明了「價值觀」的分量可以時輕時重。這些國家清楚若此刻不退一步，將使土耳其進一步倒向戰略對手中俄伊的懷抱。尤其是考慮到美國總統拜登9月在聯合國大會上繼續冷落埃爾多安，激得對方迅速表示仍有意購買第二批俄羅斯防空系統S-400，並在當月稍後就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
因此，西方十國迅速選擇了和解，美國大使館率先在推特上發表堅持《維也納外交公約》第41條的聲明，其餘國家使館紛紛跟進。這番「民主價值」暫時讓位於地緣利益的操作，也再次證明了「價值觀外交」的限度。
「西式價值觀」的限度與祛魅
當然，我們能理解西方國家奉行價值觀外交的深刻歷史原因。這種外交方式脫胎於歐洲啟蒙時代的思想光芒，形成於美國開國元勛之一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以道義為由請求法國支持美國獨立的卓越戰略眼光，定型於兩次世界大戰給西方帶來的災難（尤其是猶太人大屠殺所帶來的震撼）以及戰後美蘇對壘的冷戰格局，並隨着蘇聯的瓦解而一度達到「歷史的終結」的高度，也已深深嵌入多數國民和執政者的價值體系和國家認同之中。
我們也不會否認這等外交理念曾為國際社會做出的巨大貢獻。雖然美歐並非時時遵守其價值觀準則，例如美國曾積極庇護許多親美的獨裁者，包括在菲律賓暴力斂財廿年的馬可斯（Ferdinand Marcos）政府，以及統治尼加拉瓜半世紀的索摩查家族（Somoza Family），同時也曾對一些缺乏地緣重要性的人道主義災難視而不見，最讓人痛心的莫過於近80萬人喪命的盧旺達大屠殺。但毫無疑問，西方國家自二戰以來為國際社會提供了大量公共物品，搭建了許多以多邊主義框架解決問題的國際組織，的確為人類發展和福祉做出相當貢獻。
但問題是，「價值觀外交」在過去二十年早已展現出各種弊端，最嚴重的悲劇即為小布殊政府為推廣安全與「自由議程」（Freedom Agenda）而發動的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內部也不斷爆發民主危機。歐洲難民危機引發的極右和排外思潮仍大有市場，美國諸多社會問題仍在為右翼民粹主義提供源源不斷的燃料。美歐抗疫表現也因「自由價值觀」所縛而付出巨大人命代價。
這些國家的實際表現與口中價值觀之間的落差，已明顯動搖了其「道德高地」的穩固程度，同時也給諸如「選舉民主是最好的政治體制」之類的觀點完成了祛魅。畢竟，一個難以解決社會問題的民主制度，又如何能在道德上和實踐上具有吸引力呢？另一邊廂，許多「民主陣營」之外的國家正探索多樣化的治理道路，其中中國就展現了一種重治理、重成果也重程序的「全過程民主」，提供了國家發展路徑的另一種選擇。
因此，在西方內部價值觀越發分裂、在國際社會也越發受質疑的今天，「價值觀外交」對於「民主陣營」內部或能起到統合作用。但在這套價值觀道德光環褪色、實踐效果不一的情況下，解決國際問題已是弊大於利，引發的反感多於認同，此次土耳其外交事件就充分說明了這點。
不過，儘管美國在面對土耳其時迅速退卻了，但在面對中國這等頭號戰略對手時，顯然還將延續這套做法，並通過將中國粗暴地貼上民主的反面「專制」的標籤，以抬高自身的道德優越感，也為圍堵中國的地緣競爭之舉賦上正義的外衣。但隨着時間的推移，美國等國選擇性施展的「價值觀外交」，以及美國仍未能掙脫黨爭以快速解決社會矛盾，或會更明顯地展現出「價值觀外交」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