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政府之失・中｜美國社會治理模式改革　還需從基層福祉入手

承本系列之上篇提及到，美國社會傳統一向看重個體利益，公權力在社會治理中所能發揮的主導作用其實不大──這種自由放任的治理手法，在聲色犬馬、穩定繁庶的活力社會，也許有助催化整體社會的創造力和生產力。

然而，世界現已步進世紀一遇的歷史困局。實體經濟空心化的負面效應、政治決策環節的搖擺與低效、基層社會治理的缺失，乃至於國際上的一眾新舊挑戰，正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機的衝擊下，為美國帶來前所未有的社會管治難關。

在公共衛生及社會安全的廣泛要求下，現任拜登政府似乎開始傾向反思以往傳統管治精英對「小政府」的崇拜思維，轉而一步一步地嘗試評估政府加強主導社會經濟治理模式的各方面可能性，目的是希望藉着政府的角色，試圖緩和因疫情而愈加激化的社會矛盾，並且寄望以此指引及創造未來包容性和創造性兼具的「後疫情」經濟秩序。

而現實上，雖然從未於口頭言明，但拜登年初上任至今半年，他接連推出的新政，正在逐步刻劃出其管治班子朝這個方針邁進的輪廓。

重奪社會治理主導權

直接根治社會治理問題的利刃，始終是需要健全社會政策，包括社會安全基建、社會福利網和資源再分配機制等。

在社會安全基礎建設上，我們首先需要了解到美國槍枝泛濫及過度自由的槍枝流動問題，是當地數十年來一直懸而未解的老舊問題。槍枝法案亦一向是兩黨難以達致共識的燙手山芋。支持擁槍者多年來以個人自由至上為號召，動用大量遊說資源，試圖阻止任何限制槍械使用及流動的法案通過。

拜登早在競選之初已承諾會檢討擁槍權和槍枝管理問題。今年7月初，拜登在白宮約見地方市長及警察總長，主動討論加大對警察部門和社區安全項目的投資，藉此幫助「重建有色人種與執法部門之間的互信」。

此外，拜登政府提出修改槍枝法，包括動用資源遏止各州非法槍枝黑市、廢除槍械生產商之法律免責權等。另外，有見社區罪案持續上升，拜登明確呼籲地方政府撥用疫情救濟款項，聘用更多警員，擴大執法範圍。

拜登是次嘗試填補針對槍枝法和社區安全治理的某些漏洞，雖然力度上仍有加強空間，但至少是政府在制定社會治理政策上的負責任表現，而不是把公共治安責任全權下放給社區居民（部分居民支持擁槍，其中一大理據就是要保護人身安全，由自己承擔起公共治安負任）。

另一方面，就是社會資源再分配機制的完善。無疑，民主黨內年輕左翼聲勢愈加浩大，對社會福利網建設的重視，讓「資源再分配」成為民主黨內一道最重要的命題。很多年輕選民就是被部分民主黨參選人的福利政策深深吸引着，成為民主黨的忠實選民基礎。因此，在現實政治角度來看，社會福利政策持續「向左傾」，是保障票倉穩固的關鍵因素。

無論如何，在民主黨內部左翼新浪潮發揮的助力作用下，拜登政府以弱勢族群及清貧階層為對象的社會福利政策推陳出新，並在其萬億疫情經濟復甦計劃納入更多中長期的扶貧紓困措施，包括擴大兒童稅收抵免計劃（child tax credit）、尤其針對黑人或其他少數族裔社區的幼童看護及就學支援、新建低收入資助房屋、擴充低收入階層醫保範圍等。

雖然，這涉及到數以萬億計預算的社會福利網重建大計，預期在參議院闖關會遇到一定阻力。不過，還是那個重點：這些例子皆印證着拜登政府正在檢討和反思小政府主義之積弊，努力於重新塑造政府參與社會治理的應有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