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跡天地》獲獎反映美國政治：奧斯卡的「漏網之魚」

由趙婷所導演的《浪跡天地》（Nomadland）在本屆奧斯卡拿下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和最佳女主角等大獎，可説是最大贏家。不過，就在網上一片關注趙婷在領獎時説了什麼，以及她過去的「辱華」爭議之餘，更值得了解的或許是《浪跡天地》到底是一部什麼樣的電影，以及奧斯卡選擇頒獎給它的意義。（按：本文或含劇透內容。）

《浪跡天地》描述的是一羣在美國居無定所、四處打零工、以露營車為家的「現代遊牧民」的故事，這羣遊牧民幾乎都是六七十歲的老年人，他們因為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的衝擊，一夕間失去了原本穩定的工作與住房，不得不搬入露營車和拖車中，開始過着在美國西部的廣袤國土上流浪打工的生活。

《浪跡天地》的女主角芬恩（Fern），因為2011年美國石膏公司關閉內華達州帝國鎮的工廠而失業，加上丈夫去世，讓芬恩決定離開家鄉，成為遊牧大軍的一員。電影聚焦在芬恩在旅途中遇到的其他「遊牧民」，和他們創建了或深或淺的情誼，儘管有遊牧民找到了房子定居下來，並邀請芬恩一起住，但芬恩最後仍然選擇在露營車上過着浪跡天涯的生活。

《浪跡天地》的優點是以温柔同情的眼光，細膩地呈現了芬恩等遊牧民日常打零工、睡在車上到處移動的生活，並對芬恩在旅途上經歷的人事物，看見的奇異美麗的風景，用很詩意的畫面呈現，也令人對芬恩和遊牧民的生活方式有了某種理解和體會。

但是，《浪跡天地》卻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它只講了一半的故事。亦即，只描述這些貧窮的美國老年人變成「遊牧民」的結果，卻沒有呈現他們變成「遊牧民」的過程和原因；只放大「遊牧生活」的自由和美好，卻忽略了這種生活的代價，是要把所有家當塞在露營車生活上，到處打零工忍受惡劣的勞動條件，獨自一人過活而無任何保障。這部片用個人主義式的選擇，掩蓋了真實存在的社會矛盾，以及「遊牧民」生活的艱辛、痛苦和不便，乃至許多遊牧民都渴望回覆穩定工作、長久定居的事實。

在片中，我們看到芬恩時而在巨大的亞馬遜（Amazon）倉庫中工作，時而在餐館打雜，時而又去採摘甜菜，時而又擔任露營地的管理員，這些全部都是短期工，不但「用完即棄」，且薪資低工作又繁重。然而，儘管片中有芬恩在倉庫中重複理貨的畫面，卻沒有任何她感到怨懟、疲憊或心酸的鏡頭，彷彿這是一件值得珍惜的工作。這和電影改編的同名原着中，「遊牧民」認為在亞馬遜工作猶如「奴隸」一樣備受剝削完全不同。

在美國非小說類作家布魯德（Jessica Bruder）採訪「遊牧民」寫作而成的原着中，清楚地交待了這些平凡的美國人淪為「遊牧民」的原因，是因為房租不斷上漲，薪資卻停滯，也看不到退休的可能，導致美國的中產階級美夢破碎，於是開始搬進露營車和拖車式活動房屋，過起遊牧的生活。也就是説，這樣的生活方式有着明顯「不得不」的原因，更凸顯了經濟制度的不公，但是電影卻把社會性、結構性的原因模糊化了，轉而強調芬恩和其他「遊牧民」是出於個人際遇（如罹患癌症、丈夫去世）才踏上「流浪」之旅。

片中唯一稍稍觸及「經濟制度不公」的段落，是芬恩到妹妹家作客時，和身為房屋仲介的妹夫起了小爭執，妹夫講到房地產事業，結果引起芬恩當面質疑：「你們鼓動大家花掉一輩子的積蓄、背上貸款，就為了買一幢他們消費不起的房子？」妹夫則反駁道：「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一樣）拋下一切上路。」在這裏，原本顯露出的金融房地產霸權和底層人民之間的矛盾，卻奇怪地失焦於某種是要選擇「固定住房」還是「遊牧生活」的生活方式之爭，使得真正的問題被掩蓋了。

更關鍵的是，儘管片中芬恩有過許多機會可以重返定居生活，但是她都拒絕了，而堅持獨自過着流浪的日子，片尾甚至向「遊牧民」致敬，將其歌頌成為一種浪漫的自由選擇。這種把「無家可歸」的貧窮老人的處境，美化成是「四海為家」的吉普賽式的流浪生活，不僅背離了原書所指出的種種社會問題，也在意識形態上完成一種自我消解。

某種程度上，這反映了「偏好政治味」的奧斯卡獎的政治極限，也就是可以同情下層階級，可以美化下層階級的生活方式，但是不能拍出導致階級不平等的政治經濟根源，也不能拍出下層階級反抗的希望。

回顧上一屆奧斯卡的最佳影片，頒給了韓國的《上流寄生族》，該片深入批判了韓國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壓迫問題，但是那檢討的畢竟不是美國。如果奧斯卡真有膽量做出突破，對自身的社會問題做出徹底的反思，那麼本屆奧斯卡或許更該把最佳影片頒給另一部入圍的《猶大與黑彌賽亞》（Judas and the Black Messiah，暫譯），該片講述了美國黑豹黨在1960年代和警察的鬥爭，展示了黑人運動者反抗美國資本主義和種族主義壓迫的理想，比起《浪跡天地》來説，或許更為進步、也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