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特蘭大槍擊案是典型的美國式悲劇

近來，美國亞特蘭大亞裔按摩院槍擊案成為輿論焦點，美國總統拜登譴責這起針對亞裔社區的襲擊「不美國」（Un-American），「必須停止」。不過，這齣悲劇反映出福音派內極端的「純淨文化」（purity culture），以及美國社會種族主義與性別歧視的融合之下對亞洲女性的「高度性慾化」（hyper-sexualization），乃至大規模槍擊這一犯案手段，都有鮮明的美國特質。可以說，這正是一樁典型的美國式悲劇。

3月16日，21歲的白人男性Robert Aaron Long連續衝入三家亞裔經營的按摩院進行無差別攻擊，導致包括六名亞裔女性在內的八人死亡。許多亞裔群體認為這是針對性的仇恨犯罪，並為此在全美各地發動遊行示威，兇手則自述作案原因則是「為了消滅按摩院帶來的誘惑」。但無論從哪個側面切入，這樁悲劇都折射出不同的美國社會問題，與一句輕飄飄的「不美國」正正相反。

福音派「純淨文化」的極端體現

就槍手個人而言，他的作案動機無疑是福音派內「純淨文化」的極端體現。成長於嚴格宗教家庭的他從小被灌輸了「異性婚姻外性即罪惡」的觀念，他常去的教會有牧師布道要求年輕人與性慾作鬥爭，並指這「關乎你的靈魂」，還引用《馬太福音》中「凡看見女性產有性慾的，心中已經與她犯通姦罪了」。

如此教育背景讓他在進入青春期後陷入困境。其前室友Tyler Bayless指出，Long非常焦慮自己會因為性慾問題而失去「主的恩典」，認為「自己生活在罪惡之中，行走在黑暗之中」。他使用翻蓋手機以逃避在互聯網上瀏覽色情內容、在電腦上屏蔽色情網站，還在2019年至2020年反復進入福音派治療中心「Hope Quest」以圖戒掉性慾——這家機構表示可治療「違背信仰並導致焦慮、羞恥和悔恨」的性癮，正好與他大開殺戒的第一家按摩店不足1英里。

Long的心態在福音教徒中不算個案。從90年代起，美國福音派因恐懼愛滋病和性解放而發起了「純淨運動」，強調婚前守貞，許多深受該運動影響的年輕人將性視為洪水猛獸。俄克拉荷馬州社會學家Samuel Perry就指出，儘管常去教堂的白人福音派相對而言觀看色情片的頻率較少，但他們卻會更多地自認為存在性癮，並有30%會在觀看後感到抑鬱，比例約為自由派白人新教徒的3.5倍。

另外，「純淨運動」也雜合着保守派男性守衛異性戀家庭、以及女性傳統服從角色的意願，包含了許多對女性的規範和物化，例如將女性視為性罪惡的源頭，因此需要規範女性著裝、禁止未婚女性展現性吸引力、要求妻子滿足丈夫性慾以防止對方嫖娼。曾著書討論福音派中性教育的加拿大作者Sheila Wray Gregoire指出，「女性不被看做是人，而是需要被打敗的敵人。」

而Long的心態無疑反映了這些因素，CNN引述兩位執法人員指出，Long對警察說他本來打算自殺，但覺得需要通過襲擊按摩院來「幫助」其他同樣具有性癮的人「消滅誘惑」。儘管Long常去的教會忙不迭將其除名，譴責他犯下邪惡行為。但實際上，這種將性視為罪惡、將女性視為問題源頭的觀念，無疑可以從福音派的「純淨運動」中找到源頭。

被高度物化的亞裔女性

而此次慘死的、被物化為「誘惑」的亞裔按摩院工作者，也讓廣大亞裔女性痛苦意識到，她們實際上一直被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瞄準，是「高度性慾化」的載體。

加州福音派私立大學拜歐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的台灣裔社會學女教授王元就指出，從美國1875年《佩奇法案》（Page Law）以打擊妓女為名義限制中國女性入境，到美國軍人通過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等一系列亞洲戰爭中接觸到以性工作者為主的女性並形成相關印象，再到美國主流熒幕以及色情行業呈現的「藝伎」、「西貢小姐」、「中國娃娃」式的溫和順從的亞洲女性形象，凸顯了美國社會一直以來存在將亞洲女性視為唾手可得性工具的刻板印象。

王元自己就表示，在亞特蘭大時曾有年輕白人男子朝她大喊「我性慾高漲」（Me so horny），這是1987年美國越戰電影《烈血焚城》（Full Metal Jacket）中一個越南妓女向美國大兵招徠生意的台詞，而這句台詞塑造的刻板印象直到今天依然非常強大。

即使美國社會如今已經歷了反性騷擾的MeToo運動的洗禮，但由於缺乏這場運動亞裔女性代表，反而可能增加了白人至上主義者對亞洲女性的偏見。《紐約時報》文章《迷戀亞裔女性，極右翼白人至上者的「黃熱病」》就指出，許多迷戀亞裔的右翼認為白人女性的主要問題在於太過女權主義了，相比之下，亞裔女性纖細、蒼白、嬌小，符合女性氣質標準。極右論壇中也有這樣的觀點，即「只」和亞裔女性約會幾乎是一種「白人民族主義成年禮」。

而將亞裔女性貼上「高度性慾化」的符號，加上「性慾即罪惡、女人為元兇」的扭曲宗教觀點，就釀成了亞特蘭大這場悲劇。雖然Long自己表示行兇對象不是受「種族主義驅動」，但這正體現了，與性別歧視疊加的種族主義已經內化成其世界觀的一部分，以致於其未有意識到這點。而直接採取了Long因性犯罪的說辭、未有考慮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的交叉地帶的白人男性警官，也顯然缺乏對於種族主義的認識。

亞裔群體的「弗洛伊德時刻」？

而從整個亞裔群體的視角來看，這起槍擊案是特朗普政府將疫情歸咎於中國以來仇恨犯罪升溫的又一證據。同為白人男性的警局發言人為槍手辯護「他經歷了很糟糕的一天」、後又被曝光購買印有「新冠病毒從中國進口」的T恤無疑火上澆油。且在槍擊案之後，三藩市又發生白人男子無故毆打七旬亞裔阿婆的事件，加重了亞裔的不安和憤怒感。

自疫情以來一直遭遇激增的歧視個案、希望當局重視問題的亞裔，在慘劇發生後憤然上街，亞特蘭大、華盛頓特區、紐約、芝加哥等多個城市都有千百名示威者呼籲「停止仇恨亞裔」。這次事件似乎已成為亞裔「弗洛伊德時刻」。

但向來有「模範少數族裔」標籤、相比之下缺少內部團結和鬥爭經驗的亞裔，能否持續掀起有足夠動能的反歧視運動？或者與更有鬥爭經驗的非裔一起聯手，呼籲國會通過更嚴格的「仇恨犯罪法案」？目前，亞裔社區領袖似乎仍在探索之中。

先正視問題才能解決問題

儘管這起槍擊案暴露了諸多社會問題，拜登最開始只將其描述為「不美國」（Un-American）並予以譴責，他此前3月11日在第一次總統演講中也以同樣的形容詞描述亞裔美國面對的仇恨犯罪浪潮。

但這種拒絕直視社會固有問題的做法蒼白無力，甚至令人想到特朗普是如何在「弗洛伊德案」後否認美國社會存在系統性種族歧視。兩種言論雖然程度不一，但都對美國存在一種過於浪漫和光明的想象，輕視甚至否認不符合其想象卻又確實存在的陰暗面。而不正視問題，又如何能夠解決問題？

當然，拜登畢竟不是特朗普，他也很快改變了策略，在3月19日飛往佐治亞州與亞裔社區領導人見面，又呼籲國會快速通過「Covid-19仇恨犯罪法案」，旨在給司法部在未來一年，更多協助各地加速處理與疫情相關的仇恨犯罪個案。總統國內政策顧問蘇珊賴斯（Susan Rice）和司法部長加蘭（Merrick Garland）也都與亞裔社區領導人視頻通話，但他們大多是傾聽狀態，未有給出具體解方。這便遺憾地體現了，白宮雖有心解決問題，但因為國會席位有限，步子邁得較小。

另外更重要的是，種族歧視只是這起悲劇的一個側面，白宮需要更全面地審視其體現的各個問題，挨個想辦法解決。因為許多極端情緒都是相互纏繞、密不可分的，例如狂熱福音教徒、白人至上主義、種族歧視、厭女主義、大男子主義、絕對地崇尚槍支自由，這些情緒都在特朗普執政四年期間有所滋長，形成了美國社會內部一股有毒性的力量，也醞釀着下一個悲劇。

而保守派內部還是拒絕反思，例如儘管自由派媒體從各個角度剖析反思槍擊案，但霍士新聞等保守媒體的報道就流於表面，其當家主持人Tucker Carlson反而怪罪民主黨藉機推進政治議程，NewsMax等更極端的右翼媒體更是將主要炮火對準白宮的移民政策，對亞特蘭大槍擊案輕輕帶過。

這便需要白宮制定計劃，從根本上在教育、經濟等層面分化削弱各種極端情緒，將整個社會向前推進。否則，美國還是會活在不斷的槍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