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東京奧運會的「國運之憂」
賄賂疑雲、百年一遇大流行病致賽事史上首次延期、開幕前五個月奧委會主席臨時換帥、3.11大地震在2月14日爆發餘震致火炬接力第一棒所在的福島體育館J-Village出現裂縫……
這場東京奧運會命途之多舛令人感慨，且時至如今仍因日本疫情未穩及疫苗接種緩慢，取消呼聲不絕於耳。但日本官方對奧運信念未減，這不僅是為避免前期投入的154億美元付之東流，也不止是首相菅義偉出於自身政治前途考量，還有日本向來對奧運會賦予的超然象徵意義：國運。
相較於歐美對「國運」概念的無感，相信運勢的東亞尤其是中日兩國，有關「東京奧運及日本國運」的討論正愈發升溫。
事實上，日本學界本就有「國運輪迴」一說，著名歷史學家半藤一利就曾指該國近現代國運呈40年一輪迴的特點。而奧運會恰好在多個周期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也出現了「奧運與國運冥冥之中有一定關聯」的迷思，奧運成功舉辦則國運昌，奧運失敗流產則國運衰。
雖然日本中央政府從未也不會公開將國運與奧運聯繫起來，而是會像菅義偉2月19日在G7會議上那樣，將奧運會形容為作為戰勝新冠和世界團結的象徵。但考慮到日本政界多被政治世家把持，且不少高層都親歷二戰、經歷了國運大起大落，想必對國運論有一定程度的信服。
而在森喜朗因歧視女性言論在2月12日黯然辭職、時任奧運相橋本聖子2月18日臨危受命後，即使是戰後出生於平民家庭的的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也充滿希望地指出，奧委會主席換帥可讓日本由危轉機、重新出發，並指曾七次征戰奧運的橋本聖子出任主席乃是「天命」。《日經新聞》、《朝日新聞》等日媒近日也紛紛給橋本聖子冠上了「神賜的奧運之子」的名號，傳遞出對奧運會將在神明保佑下成功舉辦的信念。
而要探尋日本高官為何對奧運如此執着，以及奧運與國運纏繞相生的觀點為何形成，就要回顧奧運在日本歷史中扮演的角色。
1940法西斯奧運流產
日本近現代第一個國運輪迴，即為1865年開始的明治維新至1905年日俄戰爭，彼時日本迅速通過工業化走向富國強兵之路，並憑藉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兩場豪賭，先後擊敗亞洲傳統秩序中心的中國以及歐洲五大強國之一沙俄，直接躋身列強，徹底擺脫1853年的「黑船」之恥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短短40年就從被迫打開國門的封建小農島國躍為亞洲第一強國，日本為奇跡般增長的國力和如有神佑的運勢倍感鼓舞，而這也成了此後全國狂熱擴張思潮之基礎。
在1905年至1945年的第二個輪迴内，日本因過熱軍國主義踏上了毀滅之路。該國在1910年吞併朝鮮半島、1919年做為一戰戰勝國在巴黎和會中與美英幾乎平起平坐後，舉國信心高漲，再加上多年忠君愛國教育中「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等擴張思想的潛移默化，向外擴張成了日本軍部、各政黨和民間諸多團體的少有共識。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的舉國歡騰，甚至緩解了日本國內因美國1929年經濟大蕭條造成的社會混亂。
懷抱着戰無不勝的狂熱想象，日本終與口頭上倡導「民族自決」美英盟友決裂，高舉「武運長久」的旗幟踏上法西斯之路。
向來為和平標志的奧運會也成了帝國工具。日本1936年說服盟友意大利放棄申奧，拿下1940年的主辦權，希望通過史上「第一場東方奧運會」紀念皇記2060年、展現亞洲人優越性，同時也計劃複製納粹德國1936年利用大規模聖火接力彰顯國威的模式。島根大學法律人文系副教授濱田幸繪指出，即使日本因深陷戰爭而在1938年交還了舉辦權，但仍進行了「聖矛接力」，將祈願戰爭勝利的「矛」從伊勢神宮傳遞至明治神宮。
最終，正如以災難結尾的法西斯道路一樣，這場中途流產的奧運會作爲軍國主義的副產品，被一併掃進歷史的垃圾桶裏。
1964奧運象徵戰後黃金年代
在戰爭瓦礫中，日本國運踏入了新的周期，半藤一利認爲該周期是從1952年（日本結束被軍事托管）至1992年（日本股市和地產泡沫紛紛破裂），也有觀點認爲是從1945年（二戰戰敗）到1985年（日本在美國施壓下簽訂《廣場協議》後日元匯率大跌）。但無論如何，1964年東京奧運會都是這個戰後重建黃金年代的高光時刻。
在二戰戰敗後，日本聲明掃地，與德國一道被1948年倫敦奧運會拒之門外。為展現改頭換面的和平面貌，日本從1952年便開始積極申奧，最終在1960年獲得了1964年奧運的舉辦權。
日本立刻傾舉國之力投入約30億美元用於場館等各類基礎建設，快速拉動戰後經濟，並趕在開幕式9天前建成了東海道新幹線，成為首個擁有高速鐵路（時速超過 200公里）的國家，打響日本製造的名聲。甚至天公也作美，歐亞大陸21研究所理事長吹浦忠正指出，開幕式當天碧空如洗，電視轉播員驚喜地形容「猶如一攬了全世界的藍天」，讓人無法相信前一天晚上還是暴雨傾盆。
另外，由於當局嚴格規範國民行爲，給國際社會留下了禮貌好客的印象，加之日本運動員獲得了總獎牌排行第三的史上最好成績，這場因美國衛星技術而首次向全球轉播的奧運會，對日本修復國際地位、激發國民士氣以及刺激經濟發展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儘管日本戰後經濟奇跡期間有諸多標志性時刻，但1964年奧運會無疑是其中一個里程碑，也自然擁有了象徵國運昌隆的超然意義。
2020東奧逆轉失落的三十年？
但後來歷史的推演似乎證明了日本國運輪迴的再次啓動，該國在90年代泡沫經濟破裂後進入了痛苦的停滯階段。
長期通縮造就了「低欲望社會」，年輕一代缺乏野心，即使是利率為負也不願借貸創業。企業投資時也瞻前顧後，在群雄逐鹿的互聯網時代鮮少冒出大型科技初創公司。缺乏拼搏的時代精神已不利於國家發展，少子高齡化的趨勢更讓人憂心。再加上2011年的3.11大地震給整個國家留下巨大傷痕，社會瀰漫着末日般的悲觀情緒。
是以，日本當局在2011年7月暌違半個世紀再次籌備夏季奧運會申請時，想必希望複製1964年的奧運會神話，推進災後重建、重振國民士氣乃至扭轉國運。
在日本2013年申奧成功後，當局設想先通過「安倍經濟學」三支箭使經濟呈現出復甦態勢，2020年東京奧運會再作爲「第四支箭」進一步拉動基礎建設、旅游業和消費業。再配之主打先進科技的2025年大阪世博會，激發科技業界的創新能力，日本或能再次迎來曾在1985年結束的國運上升期。
但且不說安倍的「第三支箭」從未真正推行，2020年新冠疫情對日本經濟的强力打擊，以及奧運被迫延期一年、能否舉行仍然存疑，似乎將日本的運勢又打了回去。不僅前期154億美元投入或收不回本，國民信心工程也化爲幻影。民調指只有7.7%的企業贊成應按計劃進行奧運，逾八成國民希望再次延期或者乾脆取消賽事，48個都道府縣中的奧運事務負責人有39位都對在疫情之下傳遞聖火傳遞表達了不安或不滿。至於逆轉國運、扭轉「失落的三十年」的願望則更加虛無縹緲。
其實，即使標誌性事件往往可以充當一國扭轉運勢之加冕禮，但最關鍵的無疑還是國家政策和國際大環境的相互成就，與其寄希望於奧運象徵國運的迷思，反倒不如對外全面穩定與中國的關係，鞏固東西方的銜接，畢竟日本可以在東西合作中發揮橋頭堡般的作用；對內則真正落實結構改革，動刀真正的「老虎」，而非僅在口頭上發表類似安倍2014年6月30日在《金融時報》日文版「我的『第三支箭』要打倒挾持日本經濟的惡魔」等空話，行動上卻畏首畏尾，僅知「直升機撒錢」。
上文節錄自第254期《香港01》周報（2021年3月1日）《應深化改革而非篤信運勢 日本對東京奧運會的「國運之憂」》。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