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有話說】香港政治美國化？ 三權分立的理想與現實
無論圍繞大法官提名的爭論結果如何，美國政治鬥爭蔓延到司法體系都是既定的事實，對於美國而言，重大政治危機出現的可能性會越來越大嗎？當下中美衝突愈烈，中國學者又有何看法？
《香港01》就此訪問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勇，他在分析中指出，相比於民意具有流動性的特點，權力結構要更為穩固，也因此，即便大部分民意不支持特朗普在選情提名大法官，但這並不能阻止他這麼做，後果就是意識形態的撕裂加劇。
01：普遍認為，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之死將會使得兩黨鬥爭更趨劇烈，在外界看來，實際上圍繞大法官接任者的爭奪，意味着美國政黨政治進一步腐蝕了司法體系，某種意義上，是對三權分立的削弱，美國未來陷入重大政治危機的可能性也將會越來越大，對此你怎麼看？
王勇：這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同時也很複雜的問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讓美國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10%的家庭掌握着60%-70%的財富，甚至有50%的家庭幾乎是零資產，這是一個基本事實。所以，美國在經歷全球化的同時，民眾的意識形態分歧也變得越來越大。有更多的人認同全球化，追求更自由、更開放和更多元的價值觀。但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使得一些人的保守傾向加重，他們對於家庭、國家以及國際社會的保守觀念不斷加重，主張回歸傳統、回歸社區、反對全球化和進一步融合。
再加上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各種問題，種族歧視導致黑白對立。今年的「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就是在這些複雜因素疊加下發生的。於是社會更加撕裂，兩黨之間的政治鬥爭再度加劇，民主黨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全球化、開放的價值觀。
隨着新一代共和黨政客崛起，共和黨內部也有進一步保守化的傾向，尤其表現在意識形態、開放經濟、貿易、全球化、宗教觀念、性別、婚姻等問題上。美國的政黨鬥爭受到社會和價值觀念的衝突和影響。當前美國基本上是50%對50%的撕裂，兩黨爭奪可以說是難捨難分。美國社會沒有一個絕對多數，兩黨之間的鬥爭不僅僅是一個利益紛爭，實際上還涉及到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對立。
以上所有因素疊加，使得未來美國的政治會長期保持一種相對比較分裂的格局。這種現狀也給美國一直以來引以為傲的三權分立政治體制造成了巨大挑戰。所謂三權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互相制衡，這種制度設計是為了防止任何一方權力過大，讓任何一方、任何一個黨都無法濫用權力，取得絕對的權利地位。這種設計的初衷是很好的，可以說吸取了人類歷史中專制、濫權的教訓。但是，尤其是特朗普在2017年上台之後，三權分立在實際上並沒有立住。
這三權當中，很明顯總統的權力過大，國會和司法部門對他的制約明顯不足。二戰之後，美國政治學討論中始終有一個說法，就是帝王般的總統制，因為現代化的發展，尤其是福利社會的發展使得總統、政府部門和行政部門的權力資源越來越多，導致過多權力集中於總統手中。
這種情況非常嚴重，特朗普把這種權力用到極致，破壞了美國的分權理念，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總統的權力體現在對重要職位的任命上，前面提到，偏保守的總統加上偏保守的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就會打破美國意識形態的平衡，從而深化意識形態的分歧，激化鬥爭。目前看來，美國的最高法院很有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特朗普上台之後已經在逐步打破平衡，如果這次新法官任命成功，就會是他任期內任命的第三位保守法官，與80年代列根（Ronald Reagan）時期任命的法官數量持平。
政黨政治的鬥爭極化，進一步腐蝕司法體系是必然的。政治鬥爭，加上社會、經濟的矛盾，所有因素疊加，可能會使得未來美國政治陷入越來越多的危機當中，國家和社會的分裂越來也嚴重，當然也會削弱美國的國際信譽和國際影響力。
01：前段時間，關於香港體制是否是三權分立的爭論四起，一直以來，美國都被認為是三權分立的典範，當我們開始討論美國的政黨鬥爭腐蝕司法體系從而進一步削弱體制的時候，在你看來，能給那些認為香港應該是三權分立的群體，哪些啟示？
王勇：這是個好問題。由於美國在過去的四十年中，尤其是冷戰結束之後對全球意識形態和文化產生的巨大影響，很多知識分子、社會精英在潛意識裏將美國體制奉為經典，認為這是最好的體制，對它有一種盲目崇拜，這種思想觀念到現在仍然植根於許多精英的腦海中。
當然美國的體制在理論設計中有合理的成分，三權分立，防止一方濫權、獨裁損害公民權利。這種基本理念我認為是合理的，是人類政治進步的一個重要體現。但在現實中，問題就出現了，前面提到，美國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意識形態的分歧越來越明顯，就會侵蝕以三權分立為基準的政治體制。最後的結果是什麼？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鬥爭不斷，社會缺乏政治凝聚力和政治團結。
第二，當體制長期陷入黨爭之中，就會低效運轉，換到府院之爭，在重大經濟問題和預算方面，無限爭論，美國政府之前的幾次停擺，都是這個原因，導致政府的效率大大降低。
第三，為極端思想打開了大門。可以看到特朗普和他身邊的人，尤其是主張新冷戰和單邊主義的勢力，在政治鬥爭加劇中不斷抬頭。而美國的退群、孤立主義的冒險政策，又進一步損害了美國的國際信譽。
對香港來說，應該從不同的體制中汲取精華，促成一個具有香港特色、中國特色的體制。香港在政治體制設計中，沒有美國三權分立的歷史，這是首先要承認的一個事實。第二，觀察美國體制的時候，除了欣賞它的理念，更要考察其在美國的實際運轉效果。應該看到美國體制中理想與現實的不對等。
我認為在當前國際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社會要實現和諧穩定的發展，一定要保持內部團結，政府的效率也是非常重要的，個別利益集團不能綁架政府，無論是行政部門還是立法部門都不能這麼做。
過去一兩年，香港社會的不穩定讓香港喪失了很多發展機遇，有很多人把政府極端化、把理念極端化，不顧香港的實際情況，不顧一國兩制的實際情況，導致了意識形態的尖鋭對立。
從某種程度來說，香港的政治發展有美國化的傾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提法。這種傾向對於香港的長治久安是非常不利的，當下香港最重要的任務是形成一種政治和社會共識，讓香港在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不是僅僅靠模仿另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找出路。這種做法只會給香港帶來混亂，讓香港繼續失去發展機遇，我認為現在香港正處於一個關鍵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