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如果你是社會底層：一場不平等的疫戰

新冠疫情爆發至今，全球已有434萬例確診、29.6萬例死亡。雖說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但位處不同階層者，其抗疫資源與感受註定難以對等。疫情暴露了特定階級、民族與人群的脆弱性，在病毒肆虐下，這些個體無可避面地落入醫學與報道的南方地帶。病毒本身並無歧視性，但人類的社經分配差異，卻導致生命在面對防疫風暴時，必然出現貴賤之分。

百年難除的美國黑人弱勢

截至5月14日，美國已有142萬例確診、8.4萬例死亡，堪稱疫情下最大災區。在現有數據中，非裔人口占全美13%，卻在肺炎死亡人口中佔比27%；反觀占人口數60%的白人，僅為全美新冠肺炎死亡人口中的49%。無獨有偶，以非裔人口為多數的州，佔全美冠狀病毒確診案例的52％、死亡案例的58％。病毒當前，種族間的懸殊弱勢表露無遺。

即便解放黑奴已過百年，美國仍超脱不了歷史語境的宰制。在本土的黑人群體中，有相對高比例的人口仰仗着低薪酬、缺乏工會系統的零工維生；受迫於此等經濟條件，其大多隻能避居於衛生與治安條件欠佳的小區。故早在疫情爆發前，美國黑人的生活圖景觀便不甚樂觀：高於白人一倍以上的失業率、惡劣的居住環境、易罹哮喘等慢性病，此般種族劣勢在遇上疫情後只能加劇苦難。

病毒肆虐下，黑人受到高失業率與高感染風險的雙邊夾擊，有的家庭驟失經濟命脈，陷入飢餓的困頓中；許多未失業者則因身處不可或缺的崗位，故能保住飯碗，卻也由此暴露在病毒的獠牙下。他們穿梭於郵政、公共交通部門、醫院、雜貨鋪與快餐店，既無法實踐遠程工作，自然也就對社會隔離的特權無福消受。

以紐約為例，其之所以成為此次美國的疫情震中，除有都會人流的因素外，更受生存不平等催化。此處既是美國的經貿中心，也是最不平等、最種族區隔的場域，種種先決條件迫使黑人淪為被犧牲的羔羊，他們若非從公司被裁員，就是鎮日奔波勞動，與病毒進行沒有本錢的豪賭。

在這座城市裏，黑人的新冠病毒死亡率為白人的兩倍，但他們的生活仍要持續下去。

被犧牲的巴西貧民與土著

類似的情景，也在巴西上演。

根據統計，巴西約有1140萬人生活在市區貧民窟（Favela）內，所謂「Favela」意指由居民自建的非正式住宅區，不僅極為擁擠，也不受衛生保潔、自來水、電、垃圾收集等基本市政服務覆蓋，故向來是流感、麻疹、肺結核與登革熱的大本營。此處居民既缺乏遠程工作所需的電腦，也大多在基本服務業謀生，例如擔任收銀員、醫院清潔工人、司機、廚師、家庭幫傭等，自然難以杜絕感染風險。某些貧民窟的疫情，便是透過富人社區的度假歸國者，傳給了必須工作以求温飽的底層人民。

此外，土著也是疫情下相對脆弱的一群。受現代文明、發達、城市化、資本化傍身的全球世界，本就長年與本土文明、落後、村落化、貧民窟化、碎片化的土著世界保有不平等的吞吃關係；在巴西的現代化過程中，土著被迫落入低端全球化的軌道中，由狩獵與採集的前現代模式，換軌為都市的底層勞工，既失傳統生計，也與文化資源脱節，最後只能在貧民窟與工業入侵的雨林孤島中掙扎求生。病毒的出現，不啻是加劇了種族消亡的進程。

反觀聖保羅與里約等大城，富人在疫情前的最大娛樂，就是流連於海灘與酒吧中；如今的隔離禁令，也不過是讓其改採在線聚會模式，無論是與朋友喝啤酒視頻聚會，或是與家人親戚視頻聊天，更有甚者，直接舉家搬遷到人煙稀少的別墅或農莊中。上述舉措，對於底層人民而言，簡直就是夢中囈語。

歸根究柢，巴西的疫情放大了自身、甚至全拉美都有的發展困境：貧富不均、政治腐敗、公共設施長期羸弱、資源分配普遍破碎、國家被單一經濟發展模式掏空，種種現象在疫情的催化下，以死亡的焦慮竄出。截至5月14日，巴西已有18萬例確診、1.2萬例死亡。

極化的伊朗階級與民族

同樣的防疫不平等，也發生在亞洲的伊朗。

伊朗受國際制裁多年，貧富差距極為懸殊。以首都德黑蘭為例，富裕的城北是中上階級的聚居地，銀行門口置有消毒洗手液，富人能奉行居家隔離的防疫原則；貧困的城南則向來是毒品猖獗處，許多家庭終身棲居違章住宅，全賴母親在巴扎（市集）擺攤維生，如今巴扎多因疫情而封閉，居民頓失收入來源，婦女不僅要設法開拓新財源，還得看顧停課在家的孩子，甚至照料被病毒感染、無藥可醫的親人。

德黑蘭的兩極慘狀，幾乎就是伊朗整體的防疫縮影。但疫情不只剝削了伊朗的底層與婦女，其魔掌甚至也伸向了缺乏身份的阿富汗人。截至2019年的人口統計資料，全伊朗約有300萬阿富汗人，其中約有95萬是登記在案的難民、45萬具有護照與簽證，其餘皆為非法居留。在平日的伊朗社會中，阿富汗人多從事最底層的工作，同時承受着波斯民族主義的公然歧視。

疫情爆發後，即便阿富汗生活極不安全、衛生條件也相對惡劣，卻仍催生一波阿富汗人返鄉潮。原因正是，如果運氣好，回到阿富汗後起碼能獲取一定程度的醫衛照顧，尤其是塔利班佔領區，既強制居家、也派送蔬果，遠勝於其在伊朗無人聞問的慘狀。但也正因這波返鄉潮，使得伊朗疫情大規模散入中亞。

在上述三國案例中，不論是被視作已開發國家的美國、在發展狀態來回碰壁的巴西，或是因長年制裁而經濟高危的伊朗，皆存在底層失語與抗疫不平等的現象。

在美國黑人群體眼中，民主黨能給的似乎永遠只有口號與麵包屑，共和黨則竭盡全力支持資產家；巴西政府則根本顧及不了貧民窟與土著的基礎生活，於是如今組織貧民窟防疫工作的，便多是毒販與黑幫；伊朗民間雖自組互助會，努力援助赤貧地區與人群，卻屢屢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掣肘，只因後者欲藉病毒的恐慌團結伊朗，炒作一波愛國情緒的高潮。

疫情就如一段縮時攝影，讓平日深水靜流的社會分歧難再隱匿。然而正因底層的失語與不易發聲，使其極易成為被忽略、犧牲與拋棄的對象。面對這場註定不平等的疫戰，底層的反抗顯得無力而悲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