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後疫情時代」中美或互為老師
新冠肺炎(COVID-19)的全球擴散加速了人們對於世界秩序變革的討論。
不久前,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指出,當前疫情已經改變了世界的既有秩序,未來不可能再回到疫情之前的國際秩序了(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ill Forever Alter the World Order)。《紐約時報》專欄專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也認為,這次疫情把世界分為「前疫情時代」和「後疫情時代」,世界將會在價值觀層面做出大改變。
輿論對於世界秩序的解讀隨着疫情的發展變化,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及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在最近的分析中,將未來國際局勢概括為「三個不確定性」以及「四個確定性」。
「三個不確定性」包括:
第一,世界疫情何時得以控制不確定;
第二,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不確定,包括會否造成系統性金融風險,全球經濟將「停擺」多長時間;
第三,全球秩序朝何種方向發展不確定。當前局勢下,還不能斷言疫情將帶來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等,可以參考這些說法,但仍需進一步觀察。
「四個確定性」包括:
第一,公共衛生會被當成一個國家安全問題,在未來公共政策的討論中變得愈發重要;
第二,圍繞國家安全與公共衛生安全目標,重構過去30年所形成的全球供應鏈,很多國家在疫情中認識到,藥品、防護等裝備非常重要,需要進行更多本土化生產,不能過於依賴其他國家,這種思路會對全球經濟造成很大影響,對中國的影響尤其大;
第三,國家與市場的關係、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會發生較大調整,對歐美國家而言,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會上升,「中國模式」的影響會擴大,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歐美國家也會有更多的人主張借鑑中國的模式,與中國展開競爭;
第四,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意識形態競爭、發展模式競爭、地緣政治競爭等,將在新的全球形勢下加劇。
如果將目光縮小,關於國際秩序的變革,大部分討論聚焦的還是中美關係的變化,以及中美的權力轉移,這是過去一年多被討論無數次的話題,基辛格的另一番話「中美關係回不到過去」也被廣泛引用,是極大多數人的共識。
而今,新冠肺炎這今年最大的黑天鵝,讓基辛格將他的判斷擴大至「世界秩序回不到過去」。其中的核心問題並沒有改變,也即中美關係正在經歷調整,危機之下的中美關係沿着本來的軌迹加速下滑,這也是影響國際秩序的最大變量。
疫情發展伴隨着中美的口舌之爭,在媒體和官方層面,先是疫情初期《華爾街日報》使用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亞洲病夫」一詞指代中國,再到美國疫情大規模爆發之後,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使用「中國病毒」意圖轉移疫情控制不力的國內矛盾,引發的病毒源頭爭議至今還未完全消減。
這些具體層面的爭端,漸漸造就一個更為撕裂對立的中美關係,從民間輿論層面來看,在Twitter上搜索中國,負面的評論和消息佔據大多數;同樣,中國的主流社交平台微博上關於美國疫情的報道,揶揄諷刺的評論往往佔據榜首。
當然,我們沒有必要苛求民間情緒皆為理性,而民間輿論也的確最為直觀地反映兩國關係之惡化。在王勇看來,人類要汲取歷史的教訓,不要重蹈覆轍。一戰、二戰和冷戰的教訓是很深刻的。人道主義要超越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實際上,抗疫首先是救人。這一點在中國應該沒有問題。
在中國疫情剛剛好轉的時候,就派醫療專家幫助其他國家。從目前情況看,抗擊疫情最首要的一環還是超越狹隘的意識形態偏見。
文明間的對話,治理模式的對話非常重要。中美之間,中國與西方的分歧,很多是由於相互不理解造成的。不同體制文化需要相互借鑑、取長補短,世界發展才能更加豐富。中國不能自滿,還要繼續學習借鑑。同樣,美國也要意識到其治理模式當中的問題,要學習借鑑中國一些好的做法,但他們是否會形成這樣的認識是對他們自己的挑戰。
不同的視角下,同樣的命題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思考。王勇認為,基辛格是現實主義者,與中國溝通良好,但是,讀他最近的文章,能夠感到他對美國可能失去領導世界地位的深深憂慮,這種情緒在美國精英層十分普遍。
與此同時,也有聲音備受這種觀點的鼓舞,認為率先走出疫情的中國將會在這輪危機中在未來的國際舞台上獲取更多主動權,但《香港01》在此前「【新冠肺炎・國際輿論】指責與質疑齊飛 中國該如何應對」一文中指出,當前國際輿論場上充斥着對中國的責難,向中國索賠的聲音不絕於耳,這主要是因為疫情帶來的焦慮與恐慌的情緒無處安放,而「中國」這一疫情最先爆發地,就成了最好的宣泄口。
國際秩序的調整已成定局,調整的方向和細節則需要進一步觀察。在王勇看來,未來「去美國中心化」的趨勢將進一步加速。過去,人們更多地將美國的經濟、政治體制、思想、流行文化作為世界的標杆來看待。但是,通過這次疫情、這場考驗,實際上使得世界對美國的真實情況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美國的優點,中國和其他的國家會繼續去學習借鑑。中國現代化道路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是未來也一定不應將美國奉為圭臬,而是要更多地注重符合國情的制度、文化建設,包括重構價值觀、意識形態、社會與政治制度、國家治理形態等。
中國的制度與文化應當是開放的,面向世界的,中國要有信心,相信自身能夠對世界做出更多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