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邀請習近平訪日再遇阻力　「新時代」中日關係並不安穩

12月24日， 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中國成都舉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韓國總統文在寅共同出席。

藉此機會，日韓兩國領導人都在12月23日訪華，分別在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了會晤。最受外界關注的是安倍晉三和習近平的會晤，中日關係從2018年以來迅速回暖，而明年春季習近平對日本國事訪問的計劃，對兩國關係走近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安倍對此相當重視。在中日的官方報道中，都有安倍稱「日方高度重視並期待習近平主席明年春天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的內容。然而，根據中國官媒《新華社》的通稿，習近平對此並沒有明確回應。

此前，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10月底確認，「原則上」商定習近平將於2020年春季訪日。安倍已經多次對習近平發出訪日邀請，但行程一直沒有確定，中方對這次訪日的口徑仍然留有一定餘地。這其中的阻力究竟在哪？

中日走近有誠意也有分歧

過去兩年，中日兩國關係的回暖是毋庸置疑的，雙方也都表現出了實際擱置爭端、加強政治互信的誠意。

12月23日，安倍再次向習近平表示，願同中方「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日中關係」。這是今年6月，習近平在G20大阪峰會期間訪日，與安倍一致達成的戰略共識。

從2018年10月訪華，兩國確定「化競爭為協調、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的政治共識，到今年6月提出「新時代」中日關係的構建，再到今年10月安倍在日本眾參兩院強調「開創日中關係的新時代」，再到安倍的再次訪華，中日的走近是深思熟慮之後的選擇，絕非一時的轉變。

不過，這其中還是不免有中方不愛聽到的話。根據日本共同社的報道，在45分鐘的會晤之中，安倍就中國船隻進入尖閣諸島周邊海域（即釣魚島）、香港局勢、維吾爾問題敦促中方改善應對舉措。對此習近平回應香港和新疆問題是中國內政。

顯然，在中方的語境之中，「敦促中方改善香港、維吾爾問題的舉措」並不利於兩國關係的改善。這也和習近平與文在寅的會談內容產生鮮明對比。在同樣經歷了破冰轉暖的關係之後，文在寅在中日首腦會晤的同日對習近平表示「無論香港事務還是涉及新疆的問題，都是中國的內政」。

從日韓表態的對比之中，可以看到即便同在東北亞地區格局之中，同為美國的亞太盟友， 中日和中韓關係仍舊有很大區別，中日關係的特殊性更為凸顯。

安倍必然面臨的國內壓力

根據共同社的解讀，安倍和習近平提及香港、新疆問題，可能是為平衡日本國內關於邀請習近平國事訪問的「不同意見」。

國事訪問在日本也稱國賓訪問，是對外國領導人最高級別的訪問規格。然而，對於習近平以最高規格訪日，日本自民黨保守勢力出現了反對潮流。由自民黨的保守派議員約40人在今年11月撰寫了反對習近平作為國賓訪日的決議，內容大致是要求中國在拘留北海道大學教授等日本人、船隻駛入釣魚島海域等問題上改變處理方式。此後，相關議員又因為香港問題對習近平會見日本天皇提出擔憂。

然而，日本政府在12月13日決定了有關明年春天習近平訪日的答辯書，仍然以國賓招待的計劃不變。

日本國內的反對聲可能並非主流，但是畢竟代表了一部分日本保守派的觀念，更是出自於自民黨內部，即便要顧全中日關係大局，安倍也難以置之不理。

從某種程度上，這也解釋了為何中方對於習近平訪日的商定帶着特殊的謹慎。中日之間特殊的歷史糾葛，讓兩國從民間到政治上都具有矛盾的心理。保守派的動議也說明，中日之間的那道「門檻」，不止是領土爭端和歷史遺留問題，還有心理上慣性的提防。在中日關係回暖的大方向下，日本右翼仍然會把「中國威脅」放在嘴邊，甚至以 「中國可能報復日本」的推測來看待中國的崛起。

中日「新時代」關係的關鍵

可以說，美日同盟以及中日的歷史矛盾，自然讓中日關係發展之中有着不可忽視的阻力，也給了中日關係「天然」的上限。

但是這不代表兩國關係不能有所突破。近期，安倍在被問及中日關係時曾表示，日中兩國對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安定及其繁榮共同負有很大的責任，他和習近平主席共同認識到這一責任，並明確表示要承擔起這個責任，這是亞洲局勢和全球局勢所要求我們做的。

這和今年12月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會晤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北村滋時，所發表的言論幾乎完全吻合。當時王岐山表示，中日是近鄰，都是亞洲大國和世界主要經濟體，都面臨着國內發展的繁重任務，對世界和平與發展負有重要責任。

安倍於內要面對日本製造業萎縮、勞動力不足的難題，對外也要考慮中美貿易戰以及全球政治格局變化對日本的衝擊，這樣的現實讓日本必須看向最大的潛在市場以及最完備產業鏈，且具有資源優勢的中國。

換言之，未來的新中日關係仍然具有兩面性，但是互利合作的一面因為經濟利益的相互需要而成為主要矛盾，衝突和競爭逐漸成為次要。推動這一進程或許才是「新時代」中日關係的最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