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剖華為：這間企業究竟為何與眾不同

美國對中國通訊巨頭華為的打壓，讓世界聚焦到了這家企業。馬來西亞副總理兼婦女、家庭及社會發展部長旺·阿茲莎北京時間7月8日至7月11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據悉，旺·阿茲莎在訪華期間將會參觀中國通訊巨頭華為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4月25日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Mahathir Mohamad）訪華期間也參觀了華為在北京的研究所，並會見了華為公司的創始人任正非。

不僅如此，馬哈蒂爾5月30日還表示：「華為的技術遠遠超過馬來西亞的技術水平，希望儘可能地使用（華為的）技術」。

這一廂馬來西亞的領導人「力挺」華為，那一廂華為創始人任正非頻繁受訪，大談美國對華為的打壓，堅稱，華為早已做好準備，不怕美國實體清單的打擊，「讓他們打」。

任正非如此自信並非「虛張聲勢」。據數據顯示，華為目前已在30個國家取得了46個第五代移動通信（5G）商業合同，並在全球範圍內實現了超過10萬個5G基站的發貨量，這個數據還在持續增加。

與此同時，英國、新西蘭、柬埔寨等國家也選擇無視美國的警告，宣佈與華為進行5G通訊建設的合作。據數據顯示，2019年頭5個月，華為公司在泰國的市場份額從2018年的15%增至20%。

可以看到，儘管美國政府在國際上對華為「圍追堵截」，它依然得到了不少國家的支持，併成為了這場通訊系統競賽的佼佼者。

為何華為能在5G技術角逐中一鳴驚人，華為到底有何不同？華為的成功誠然與其領先的5G通訊技術及中國巨大市場的支持有關，但分析人士認為這與它「另類」的企業制度也有着莫大關聯。

與其他國際型巨頭企業比較，華為在企業制度上十分特別。

首先是華為的經驗模式。華為雖是一家民營企業，發展至今卻從未上市和融資。任正非此前也曾堅持強調，不會讓華為上市，他的做法明顯與傳統的跨國企業經營管理模式並不相符。

在傳統經濟學的理論中，股東具備長遠視野，他們不會追求短期利益，並且會在未來做出十分合理、有據可循的投資。換句話説，一個企業若想要走得長遠，並強大，必要的融資和上市是不可或缺的「裝備」，這也是有例可循的。

縱觀現在的跨國企業，無一不是上市公司。例如中國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與華為同為通訊巨頭企業的愛立信，美國高科技公司高通、英特爾公司、蘋果等國際巨頭企業都均為上市公司。

但任正非「不走尋常路」的經營模式打破了這一傳統理論。任正非一直堅信，上市與一間企業做大做強並不一定有着必然聯繫，華為的立身之本是科研技術，只有弄好科研才能讓企業得到發展和強大。

任正非是這麼説的，他也這麼做了。據歐盟委員會正式公佈的《2018年歐盟工業研發投資排名》看，全球企業研發投入排行中，華為名列第五，其科研經費投入達到了113.34億歐元（1歐元約合1.12美元），佔據了企業2018年營業額的14.7%，遠高於蘋果公司的5.1%。

華為研發投入也有了回報，截至2018年底，華為累計獲得授權專利8.78萬項，為全球最大的專利持有企業之一。

從5G技術的領先到擁有大量的專利權，華為獲得的所有成果足以證明任正非堅持的正確。華為的成功也打破了以往的經濟學模式的教條框架，以一種獨樹一幟的另類的經濟學出現在了國際視野之中，這也是華為與其他西方巨頭公司最大的不同。

其次是華為的股份分配製。在任正非看來，華為若想和世界巨頭和中國企業搶市場、搶人才，只有不斷主動稀釋自己的股票，才能讓更多的人加入華為。

華為雖然借鑑了西方的「員工持股」模式，但並未照搬，而是在這基礎之上進行了創新，形成了一套「華為模式」。在「華為模式」的運行下，任正非目前持股僅佔1.4%，其餘98.6%均為員工持有。

「華為模式」看似和傳統的「員工持股」的操作相同，但事實上它出售的股份是一種特殊的股票——「虛擬受限股」。每年，華為根據員工的工作水平和對公司的貢獻，決定其獲得的股份數，員工則要按照公司當年份的淨資產價格購買虛擬股。

擁有虛擬股的員工，可以獲得一定比例的分紅和虛擬股對應的公司淨資產增值部分。但員工的虛擬股全部由華為公司的工會委員會持有，沒有所有權、表決權，也不能轉讓和出售。在員工離開企業時，股票只能由華為控股工會回購。

一旦剝離股票的形式，「華為模式」事實上就是集體所有制和個人所得制的結合體。這也是馬克思所追求的「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佔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理想狀態，如此別具一格的企業制度顯然在世界企業中並不多見。

而華為正是憑藉着自己的與眾不同，不斷地做大做強，突破了傳統經濟學的教條框架的限制，為自己另闢蹊徑的同時也給世界企業經營激勵制度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新標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