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有話說】中俄改革經濟數十載　結局從一開始就註定不同

從上周（6月5日至7日）在莫斯科及聖彼得堡的互動，到此次6月14日於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的上海合作組織（SCO，簡稱上合）峰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的頻繁互動，讓再不懂政治的人也能意識到中俄兩國在戰略維度的靠近。
而當我們細看兩國領導人6月初在俄羅斯發佈的聯合聲明，事關兩國關係的聲明名稱上新增了「新時代」三個字，帶有濃厚的中國政治色彩；而且聯合聲明內容亦寫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俄羅斯同意以這樣的文字包裝兩國聯合聲明，突顯了其對中國提議的認同。
近來，中國在中俄關係中愈發扮演主導角色，其主要原因自然是因為中國綜合國力日強。而這則是由中俄兩國過去數十年間迥異的經濟改革措施所決定。

在接受香港01專訪時，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INSE）理事會主席于品海表述了對俄羅斯經濟現況的觀察，點出了他對俄羅斯經濟改革前景的看法。而俄羅斯國立國際關係學院（MGIMO）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華可勝（Alexei Voskressenski）則在分析中俄兩國改革路線差異的同時，說明了俄羅斯之所以無法採取「中國模式」的可能。

該專訪共分為四篇文章發佈，此為第四篇。

于品海：經濟解體才是蘇聯的致命傷

在于品海博士看來，中國與俄羅斯的經濟改革有着非常不同的起點，這也令兩國的發展模式有所不同。

于品海表示，蘇聯的解體由兩部分組成，一是政制解體，二是經濟解體。即便蘇聯社會曾經充滿社會抱怨和動蕩，它也一直是個強大的國家，其工業實力不容小覷。蘇聯堅實的經濟是其賴以與美國競爭的基礎。對比當年的蘇聯，今天的俄羅斯卻並沒有那麼完善而強勁的工業，人們看不見那麼多的尖端科技，不再有發射「史普尼克衛星」（Sputnik）時的衝勁，愈來愈少看到俄羅斯在軍事領域遙遙領先的情況，這就是經濟解體。經濟的解體對蘇聯造成的影響比政制解體更嚴重。

此外，于品海認為俄羅斯也因其特有的政治問題，致使中俄走上不同的經濟發展軌跡。寡頭在俄羅斯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直到普京上台後才有所改善，尤其是從2000年到2008年間。可惜後來格魯吉亞戰爭爆發，俄羅斯與西方關係重新惡化，普京需要為地緣政治投入更多精力。在2014年克里米亞時間後就更是如此。

與此同時，于品海認為中俄經濟發展情況迥異的另一個原因也在於領導人能力。經濟一直不是普京的強項。他是一位很有戰略頭腦的領導人，在政治經濟領域皆極為幹練，也明白經濟的重要性，但本人並非以經濟稱道，尤其是與主導中國經濟改革的鄧小平相比。早在1950年代，鄧小平便已經操刀中國經濟。

兩國的文化差異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于品海表示，相較於俄羅斯人，中國一直有更濃厚的從商文化。這使得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很快能變成一個重商國家，當這一點與中共強力的領導角色相結合後，經濟改革也得以順勢而就。俄羅斯並沒有一個很強的商業文化，直到今天俄羅斯都很難將有為政府和重商環境結合在一起。

培養商業氛圍　着手產業規劃

有基於這樣的現況，于品海認為如今莫斯科很大的任務就是培養一個重商文化，並將之與俄國的政軍影響力結合，只有這樣俄羅斯才能重鑄當年蘇聯的經濟實力。在這一點上，中國的經驗在某種程度上值得俄羅斯參鑒。過去40年中國成功的秘訣在於很好地平衡了市場和政府的經濟角色。當然，中國人口是俄羅斯的13倍，這個人口基數效應也讓經濟發展充滿勢頭。這些都是中俄的不同。

此外，俄羅斯應當善用其既有軍工基礎，尤其是該領域的科技和工業優勢。俄羅斯不需要花太多精力發展輕工業生產消費品，而應該着重於尖端重工業，包括自然資源導向的工業。若能順利推動，俄羅斯就能看到改變。與此同時與中國現在所做的一樣，在重視科研提高產能的同時，也優化財富分配，雙管齊下，確保社會穩定。

而中俄還能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在歐亞大陸及非洲等地區繼續向外構築一個互聯互通的經濟網絡，這對兩國經濟發展都是長期有益的。

華可勝：中俄經濟發展路線的四大差異

對於于品海博士的分析，華可勝主任在表示同意的同時，亦給出了他個人對中俄經濟發展差異的四點總結，並在此基礎上說明了俄羅斯無法套用「中國模式」的原因。

蘇聯的解體由兩部分組成，一是政制解體，二是經濟解體。 經濟的解體對蘇聯造成的影響比政制解體更嚴重。

第一，中國的經濟改革有着連貫性。舉例而言，鄧小平在中共建制早期就是推動經濟改革的一員。如果翻看資料，鄧小平在1978年與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人所推動的經濟改革，其藍圖早在1960年代便已經成型。

蘇聯的情況則不同，「蘇聯模式」存在了數十年，其實一段時間內是比中國在毛時期的發展模式更為穩定的。可是在戈爾巴喬夫上台後，他認為可以將「蘇聯模式」與社會思潮結合，並嘗試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融入自由市場因素。最終他失敗了。之後葉利欽上台後更不如戈爾巴喬夫，在解體蘇聯的過程中，經濟領域幾乎完全被忽視。再之後蓋達爾擔任了很短一段時間的總理，其政府主要由官僚組成，他們將穩定國家政權當做最主要目標，並為此不惜一切經濟代價。

普京就是在這個背景下上台的。不過他與現任總理梅德韋傑夫一人是情報工作者，一人是法律背景出身，兩人對經濟皆屬外行。俄羅斯畢竟不是蘇聯，他們上任後的首要任務是設置新的司法、行政體系，確保經濟體系得以運行。

第二，其實俄羅斯從很早起開始就意識到其經濟崩潰了，但是在1990年代及21世紀的頭幾年，俄羅斯面臨諸如車臣危機等嚴重的分裂主義挑戰，這佔據了俄羅斯很多時間。

第三，蘇聯無論政治軍事還是經濟都是個強大的國家，這也造就了俄羅斯人今日的一種心態：「我們是發達國家，不是發展中國家，我們只是在經歷一個經濟低谷」。1990年代，中俄都想加入世貿組織（WTO），華可勝還記得當年有一位中國經濟學者向他問到，「中國可以在世貿體系下有50年的過渡期，享有發展中國家權益。為什麼俄羅斯不爭取這個權益？」而當華可勝向俄國政客們問到這個問題時，得到的回答基本上都是「俄羅斯是蘇聯的主體，我們怎可能跟全世界說我們是發展中國家？」華可勝直言，這種心態是俄羅斯尋求經濟發展時的一個阻礙。

華可勝認為中俄的第四點不同在於兩國採取的方法。同樣是公有制，中共從工廠主剝奪擁有權後，依舊任命原先的負責人為副主任甚至是主任，並向他們發放工資，這確保了工廠能得以順利運作。而當年蘇共在剝奪所有權後，則將這些人或處決或流放。因此中俄經濟改革的起點就不一樣。

在梳理完此上四點中俄經濟發展的不同後，華可勝直言，這也延伸到俄羅斯政壇的大問題，「我們是否該學習中國模式？」「其實戈爾巴喬夫也在他的回憶錄拋出了同樣的問題。但是基於中俄的不同，中國模式在俄羅斯是行不通的」。

俄羅斯缺乏套用「中國模式」的基礎

華可勝首先表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中國一直派學生出國留學，且不認為學習或抄襲是可恥的，當時的中共在特區進行一系列改革嘗試，一旦成功就在全國推行。套用鄧小平的話，即係「不管黑貓白貓，能捉住老鼠的就是好貓」。俄羅斯一開始也想過設置特區，但這也意味着國家不同地區的人將享有不同的經濟權益。「這在中國是可行的，但政治上在俄羅斯卻不可行，我們無法只向一些省份提供特權」。

其次，華可勝認為當中國採取革命性的措施推行改革時，中共這個政黨一直扮演了重要的穩定性因素，黨內也存在不同的聲音，但最終卻能夠共同推進統一的政策，鄧小平一一說服了黨內的異議。這種包容性在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之下也得以延續，商人群體先進的生產力可以被中共所包容。而蘇共當年則不是這樣。蘇共偏民主的一系或被開除，或因被排擠而離開了蘇共，黨內並沒有足夠的爭論。

最後華可勝補充到，中國在經歷了三四十年成功的改革後，已經可以很靈活地處理諸如中美貿易戰等挑戰，並且可以將之拖長三四年，慢慢解決。俄羅斯則不能這樣，或許「以力量速戰速決」的習慣已經根植於俄羅斯民族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