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數年亂局：英國議會制度神話終章？
1989年東歐劇變，共產陣營瓦解，號稱世界超級霸權的蘇聯帝國崩潰，以美國馬首是瞻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橫行天下，所經之處摧枯拉朽。似乎到了20世紀的盡頭，世界會如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預言般「歷史終結」，自由民主體制與資本主義制度，將成為人類文明的最終章。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英國在2016年以震驚全球的姿態公投決定退出歐盟後，三年來一直深陷於脫歐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如何脫歐，如何處理眾多複雜的細節，西敏宮內的尊貴議員莫衷一是。下議院就不同的脫歐協議或意向，進行過不下十多次的表決，卻全數不夠過半數贊成而遭到否決。面對立國以來最大的危機之一，有超過七百載優良傳統的英國議會竟然束手無策。
號稱議會之母的英國西敏宮，在脫歐問題上徹底暴露其失效與無能於世人面前，令人對所謂民主的光環發出了疑問。後人曾假借被譽為英國史上最偉大的人物邱吉爾指「對民主最好的反駁就是和一個普通選民談話五分鐘」，這無疑反映了英國人對民主制度缺點的洞見。當年公投脫歐以52％對48％的些微差距勝出，不少英國人才紛紛上網搜尋何謂脫歐，甚至有選民在公投後高聲反悔，指自己只是打算投抗議票，沒想過脫歐真的會勝出。不少人更在公投之後改變主意，要求二次公投，希望推翻上次公投脫歐結果的聲音開始冒起。然而若二次公投的理據果真成立，同樣的理由又何嘗不能作為第三、第四次公投的原因？
議會失效 公投凌駕民主精神英國一直以代議民主自傲，國會作為人民代表，是國家的實然主權（de facto sovereign）。英國的代議政制演變成今日模樣，除了因其君主立憲及階級社會傳統外，也是先賢對公投本身的專制主義傾向有所警惕。英國前首相艾德禮便曾說，「不能同意把一個公投或複決如此般多次用為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手段、如此偏離我們傳統的方式，引入我們國民生活。希特拉的公投或複決方式一直未曾贏得英國人的擁戴。」事實上，公投為拿破崙及其侄拿破崙三世、墨索里尼、希特拉、薩達姆此類擅於煽動民粹的獨裁者所喜愛，用以玩弄民意，製造其政權的合法性。民意善變而多變，意見紛紜，情緒卻易受煽動，要用一次的簡單多數決方式定奪一些重大複雜的議題，本來就十分不智，要把公投結果定於不可推翻的神聖地位，更是荒唐。熟讀歷史的英國人不可能不知道，當年其保守主義之父伯克（Edmund Burke）便力陳英倫海峽彼岸的法國大革命之害，指斥羅伯斯比爾等激進革命份子，以自由之名，視人民作為主權的「公意」（general will）為至高無上，實行多數人暴政的恐怖統治。
英國代議制度是在人民主權之上加設一個國會主權，讓人民選舉其代表，將人民感性的意見（opinion）在議會內加以討論和協商，化成理性的民意（people’s will）後方予以落實，目的是避免反覆無常的民意巨獸主導了國家的未來。尤其是一個只有「是」或「否」兩個選項的公投，根本反映不了多元的公民社會及其複雜紛紜的意見，明顯與民主精神相悖。可惜今天民意往往被神化，視為至高無上的終極依歸。這背離了英國以議會為國家主權的代議制度傳統，亦忽視了民主政制互相制衡、防止一方獨大的本意，更無視了人民本身多變善變的特點。加上今天網絡世界瞬息萬變，社會尋求即食而缺乏思考，要是有政客和野心家利用假新聞引導民意，煽動仇恨情緒，便可能逆轉民意。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及美國總統大選便是如此取得意外的結果。
資本主義 工人階級淪犧牲品自詡為理性務實的英國人，又何以如此容易受擺佈呢？脫歐公投的結果顯示，一直為左翼工黨支持者的英國傳統工業城鎮如新特蘭、侯城等竟一面倒支持脫歐。時任首相戴卓爾夫人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外移英國工業、出售國有資產、瓦解工會勢力，大量工人被打爛飯碗後，這些破落的工業舊城長期被西敏宮的精英離棄。戴卓爾夫人亦忘記了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的教訓，大幅放鬆對金融業的管制，種下了2008年金融海嘯的禍根。年薪過百萬的銀行家獲政府動用巨額儲備救市，社會最底層的工人階級卻飽受經濟不景及政府推行緊縮政策的雙重打擊。在如此的社會經濟背景下，民粹種子便如旱草遇上烈火，一旦碰上立即大火燎原。在公投此種二元對立，非我即彼，壁壘分明的競選活動，民粹更易於被操作。右翼的獨立黨領袖法拉奇（Nigel Farage）將矛頭直指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外來政權」（指歐盟），以及湧入英國「搶飯碗和福利」的外來移民，藉此鼓動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更是萬試萬靈的招數。
英國的工人階級由左轉右，原因也是英國的民主政制漸漸不能代表這批低下階層的聲音。自從英國去工業化後，傳統意義的藍領階層逐漸消失，迫使長期在選舉吃敗仗的工黨改轅易轍。1997年貝理雅（Tony Blair）憑「新工黨」路線入主唐寧街10號，洗脫十八年在野的恥辱，任內對戴卓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蕭規曹隨。當民主社會主義似乎已隨蘇聯共產主義埋葬，工黨與保守黨開始同質化，與商界財閥同床共寢，沐浴於新自由主義的煦光之下，一股被忽視的民怨卻已漸漸形成。
貧富懸殊 導致政制崩壞危機
在特朗普宣布當選、脫歐以黑馬姿態勝出時，不少人走上街頭大肆慶祝，一雪積壓多年的烏氣，並以打敗華盛頓及西敏宮的建制精英而振臂高呼。我們不禁要問，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令政治人物如此不受信任，階級之間如此分化，民主制度如此失效？
在新自由主義三十多年的統治之下，金融大行與跨國企業以前所未見的規模，累積了巨大的財富，平民卻未受益，反而工資停滯，生活成本不斷上升。當商界財閥財富急增，轉而以財力影響政府政策，政治人物又漸漸迷信公關伎倆、政治化妝，與民意距離愈來愈遠甚至脫節時，民主的危機逐漸浮現。
然而，此時政治領袖竟拋出公投，放棄為人民作出明智決定的天職，將帶領國家往後百年前途的責任推卸給人民，自以為可以駕馭這頭猛獸，結果被憤怒的人民反咬。如當年福山曾預言這套華盛頓共識將成為人類文明的「歷史終結」一樣，這群精英階層自視過高，落得今天如斯田地，豈是偶然。邱吉爾曾說「民主是最壞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不斷地被試驗過的政府形式之外。」民主雖不致去到要被全盤否定，但卻正值亟待全面革新的地步。資本主義使得人類過去數世紀生活質素大幅提升，然而，2008年金融海嘯卻反映了市場不受規管，任由銀行坐大的惡果。
近幾年英美出現左翼回潮，英國下議院後座議員郝爾彬（Jeremy Corbyn）與美國聯邦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挑戰財閥霸權、改革政治制度、重提階級議程的政綱也得到廣泛迴響，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競賽似乎尚未結束。
可惜主流自由派媒體現時力捧的是仍停留在上個時代的美國前副總統拜登（Joe Biden），以及從工黨出走另立溫和派「獨立組織」的貝理雅式親商派人物烏穆納（Chuka Umunna）。冥頑不靈的精英階層似乎不了解民主所面臨的危機，以及全面革新所必須的重藥。他們仍未汲取2016年的教訓，認真地為資本主義及民主政制的病下藥，而這恐怕會讓右翼民粹繼續呼風喚雨。
至於被煽動民粹而急速膨脹的右翼勢力，在美國已入主白宮，在英國則騎劫了整個脫歐議程。他們在國會掌握了關鍵少數，把任何務實或合理的脫歐協議或意向都攔下來，不惜要整個國家以「斷崖式」脫歐，也不肯為自己死硬的教條主義讓步。
歐盟雖同意延長英國的脫歐期限，脫歐的死結仍未能解，但我們知道，閉關自守的「鐵幕」政策，早在三十年前已為歷史所唾棄。新自由主義製造繁榮假像的泡沫，亦被刺破。一個制度在運轉多年後出現問題，本是正常不過的事，比起「現行制度出問題」，更深層的問題是「篤信制度已然完美，毋須改變」的迷思。不少人雖已意識到民主制度及資本主義並非萬靈丹，擺脫了將之神化的認知，卻仍然在霧霾之中尋找新的出路。自由民主及資本主義模式能否像之前百多年來一樣再次自我修正，世界又會以什麼新面貌出現，這可能便是我們在本世紀的恐懼與期待吧。
上文節錄自第15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15日）的《脫歐亂局：英國議會制度神話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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