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有話說】習近平法國釋疑之旅　歐洲心態何以失衡

習近平訪問歐洲三國之行即將結束，在最後一站巴黎，法國總統馬克龍邀請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共同前來巴黎，與習近平會晤。
作為中共建國以來第一個與之建交的西方主要國家，法國與中國長期保持良好的外交關係。不過，隨着中國近些年國際地位的上升，巴黎方面對中國的憂慮也隨着而來。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王義桅教授在接受《香港01》記者採訪時表示，英國脫歐之後法國在歐洲的地位會上升，歐洲對中國的憂慮和期待並存。

01：習近平的法國之行頗受外界關注，以馬克龍政府為代表的歐洲國家中，對中國的疑問有很多。所以，此次習近平訪問法國也被認為是「釋疑之旅」，通過加強雙方的溝通，打消歐洲的疑慮。

王義桅：從政治體制來看，法國總統的權力很大，甚至可以解散議會，美國政治都做不到這一點。法國的政治體制接近於中央集權，正如法國第十八任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所說，「法國是西方的中國，中國是東方的法國」。中法對自身文化、飲食以及語言多樣性的自豪心態很相近。法國也是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西方大國，它很欣賞中國的文化和體制。

英國脫歐之後，歐洲的局勢會有很明顯的變化，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即將退位，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也不可靠，所以西方要有領袖。中國則看重馬克龍，他相對獨立，而且每年都會訪問中國。去年馬克龍就訪問了中國，作為回訪，習近平這一次歐洲之行肯定要訪問法國。

另外，英國脫歐之後，法國的地位也變得更重要。法國是海洋第二大國，有着龐大的海外領地，非洲就有24個法語區，所以法國也制定了很多標準。

但問題癥結也就在此，大多數法國的海外領地經濟狀況都十分不好，民生凋敝。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去這些國家建設基礎設施，自由貿易區，法國就認為「一帶一路」動了它的乳酪。

吉布提以前是法國的殖民地，1844年法國在這裏建了軍港，但直到現在吉布提還是世界上最窮國家之一，人均壽命39歲。中國來了以後，給它搞開發區和自由貿易區，建吉布提到埃塞俄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的鐵路——亞吉鐵路，讓吉布提地位迅速提升。他們的自由貿易區剪綵的時候，還邀請周邊一些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負責人去參加，證明它不僅關乎吉布提，而且牽動周邊一系列國家。

中國影響力是客觀的事實，關鍵看這個影響力上升，是不是給百姓帶來好處，是否符合聯合國幫助吉布提完成「2030可持續發展的議程、非盟的計劃。」

日本和美國建設軍港這麼多年，只有中國建設的軍港不僅軍民兩用，而且幫助當地發展。所以，中國的吸引力也引起了這些國家的擔憂，因為參與投資的企業中，國企占比較高，所以就有聲音說中國通過一帶一路製造債務陷阱。而這種說法的含義似乎是，不要進入中國的陷阱，但可以進入我的陷阱。但中國並沒有製造所謂的債務陷阱，以吉布提為例，中國提供在建設開發區等方面時都提供最優惠貸款。

反駁這種觀點，吉布提就是最鮮活的例子。從中可以看出，中國真的做得不錯，局面的改變顯而易見。所以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以至於有了連鎖反應。 24個法語區國家中，中國的影響力在吉布提已經體現了，而法國可能還沒做好守住下一波的準備。法國之所以成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就是因為其龐大的海外領地。

中國現在讓他們自主發展，提出「三網一化」，高速公路網、高速鐵路網、區域航空網和基礎設施工業化。這就改變了這些國家的命運，相比之下，經營了幾百年的殖民體系似乎有點自慚形穢。所以法國會焦急，但這種擔憂是從狹隘的國家利益出發，基於殖民體系維護者的立場。

中國願意和法國一起開發協力廠商非洲法語區市場，但法語區的國家都反對。他們認為老殖民者的名聲不好，只會剝削。法國最早提出中法聯合開發協力廠商市場，但是沒有成就。

因為默克爾即將退位，特朗普靠不住，英國又脫歐，法國就想做領袖。做領袖有兩個主要抓手，一是和平論壇，二是關注氣候變化。2018年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100周年的時候，法國還邀請了中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吉炳軒。但是在氣候變化議題上，上調燃油稅導致黃背心運動，法國政府在巨大民意壓力還是妥協了。特朗普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之後法國想主導，但是沒有中國的參與它很難做到。所以法國也想藉助中國的力量，雙方在這個方面還有很大的合作空間。

數位領域，法國也想制定規則 。中國進行新一輪改革開放，金融服務業、保險等行業等領域都有機會。倫敦已經不可能成為人民幣國際化歐洲清算中心的領頭羊，所以巴黎、法蘭克福、蘇黎世、盧森堡等都在參與競爭。巴黎雖然經濟不是很好，但是有政治優勢；法蘭克福太歐元化以至缺乏獨立性；蘇黎世不屬於歐元區；瑞士不是歐盟成員國；盧森堡體量太小。

所以巴黎想參與分一杯羹，中國新的服務業開放、高端金融證券保險等市場對於法國都有很大吸引力。法國想藉助中國來制定標準，樹立和平和關注氣候變化的大旗。中國也想與法國合作，雙方其實有很多合作空間。

01：馬克龍最近講了很多話，表示要推進歐洲一體化、復興歐洲，皆為大規劃、大藍圖。可是究竟能否落實？目前並不能讓人看清楚？

王義桅：法國就是這樣，（國民性格）太浪漫，說一些空的內容很容易，但落實起來往往不行，歐洲的很多計劃落實的時候往往是靠德國的一些務實舉措。

曾經德國和法國形成過很好的默契，像原來的薩科齊和默克爾時期，默克爾很清楚法國要「臉面」，所以主意都是德國拿，公開去表述的時候都是讓法國來說，給人感覺好像是法國在拿主意一樣。這樣「一陰一陽」的配合還是比較好的。

但現在不行了，現在德國受國內政局的影響已經拿不了歐盟的主意了，同時法國也不讓德國去拿主意了，從原來的默契配合變成了法德競爭。

歐洲國家的黨派也是一樣，馬克龍所屬的政黨就是典型的「不左不右」，歐洲傳統的左中右格局被打破了，要麼是一些不左不右的政黨，要麼就是民粹主義的政黨。

現在歐洲困難就困難在這裡。首先，歐洲在目前的全球轉型中感覺「不靈」了。歐洲此前經歷的轉型，比如工業革命，那時候歐洲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享有規則制定權。後來的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規則制定權逐漸來到美國手上。

到了現在新興的工業革命4.0時代，「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歐洲原來的製造業太發達，以至於它不那麼重視數位化、資訊化和網路化，甚至搞出了一個資料保護條例。

本來歐洲搞的單一數字市場是一個很重要成就，原來四大流通自由，即商品、勞動力、服務、貨幣流通自由，如果加上「數位」作為第五大流通自由，本來是很好的，但是由於網路安全之類的顧慮，又搞了一個網路資料保護條例，實際上對歐洲有不小的傷害，在數字經濟層面歐洲比不過中國和美國就是這個原因。

中國和美國畢竟是兩個主權國家，中國有非常強有力的領導體制，美國是私有化非常發達、充分競爭的自由市場經濟，同時還有聯邦體系。這讓中國和美國可以充分利用這樣的優勢，而歐洲在這兩方面的優勢都缺少。

第二方面，歐洲在制度層面的邊際效應在遞減。由歐洲確立的自由民主的制度確實很好，中國在中華民國時期也學了那套東西，比如孫中山提出的五權憲法，除了傳統的三權，還另外加了監察權和考試權。但現在的問題是歐洲，甚至整個西方世界，制度層面老是不創新，甚至可能連觀念上都已經不行了，自由、平等、博愛現在反倒成了最傷害歐洲自身的東西——難民問題來了，博愛、平等、自由的那一套還有實際作用嗎？

而且過於自由帶來的結果，比如在法國，一半人都不結婚，導致整個國家的競爭力大幅下降，歐洲的那套價值觀念正在成為自身的束縛。

另一個例子是，為什麼歐洲國家在人工智慧技術上發展的不是那麼好？本來德國的人工智慧是很先進的，就是因為對於隱私權的保護太厲害，什麼都要隱私，所以歐洲在電子商務、支付移動上就很難做起來。

這還是剛才說的那種情況：過去是先進的東西，現在成為歐洲在新興領域裏在制度上、觀念上的負擔。歐洲現在想要制定新的普世價值宣言，要把人工智慧、資料保護和隱私權保護放到新的普世價值宣言裏去，但是現在歐洲沒有能力去單獨制定普世宣言了——當年法國大革命的時候歐洲算是領先的，大家都聽你的，現在你還想制定規則，那是開玩笑。

一般來說，美國、中國的創新能力很強，歐洲依仗的是規範、規則與標準的力量，歐洲掌握這種力量來自於工業革命的歷史。可是今天的歐洲，既沒有市場，也沒有創新，還想制定標準，顯然不可能了。

前不久在杜拜召開的世界政府峰會上，我碰到馬克龍政府一位專門負責網路資料和人工智慧領域的官員，他說我們要在這一領域制定規則，我說請問你們有人工智慧領域的先進企業嗎？沒有。你有自己的搜尋引擎嗎？沒有。那你要怎麼制定規則？

當然我這話會有點打擊他，但事實是，如果你沒有把新技術掌握到自己手裏，你就受制於人。本來歐洲國家用華為的技術和設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美國方面一施加影響，歐洲就很難受。這就像韓國在軍事上不能自主，一個薩德問題就能「撕裂」它。

第三個就是剛才講的，過去這些年歐洲通過一體化確實能夠很大程度上實現「聯合自強」的問題，實現單一市場的目的，但是現在看來僅僅是一體化已經不夠了，更何況現在歐洲的一體化還遇到困難了，早在2005年法國國內就已經用全民公投否定了歐盟憲法條約。

今天的世界是一個巨型國家崛起的世界。中國有14億人口，8.2億網民，光是網民數量就比美國、歐洲的人口加在一起都多。過去歐洲還可以憑藉「品質」，並不擔心中國的「數量」。而中國現在又有「品質」又有「數量」，情況還能和以前一樣嗎？

前不久我參加今年的慕尼克安全會議，大會主席就說了一句話：歐洲只有兩類國家，一類是小國，一類是沒有認識到自己是小國的國家。要理解他這句話，可以以德國為例，德國可以算是歐洲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了，但是人口才不到8,400萬；可是中國光是中共黨員就有9,000萬。中國每一年產生820萬大學畢業生，還有500萬的中專畢業生生，這些可以承擔各行業工程師的潛在人員數量加在一起，比美國、日本、德國一年新增的工程師的總和還要多，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今天的教育水準不會比發達國家差到哪裏去。

華為公司為什麼這麼厲害？華為有1.9萬名員工，其中搞研發的大部分都是年輕人，創新性強，幹活勤快，所以華為能有2000多個專利一點不奇怪。

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大多曾有殖民地，可以憑此享受很多福利，因而有優越感，可現在的局面已經撐不住那麼多東西了，可以說是前有狼後有虎——前面有美國，其創新程度肯定是歐洲趕不上的；中國現在體現出的創新能力，歐洲發現居然也無法超越，所以歐洲現在有一種焦慮。

歐洲原本奉行的是康德（Immanuel Kant）的那套東西，崇尚規則，現在回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狀態了。其實很正常，如果沒有實力，特別是沒有硬實力，怎麼搞軟實力？隨着美、中兩個超級大國的影響力愈來愈大，現在沒人聽歐洲了，所以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很尷尬。

歐洲以前是通過美國、通過一個塑造出來的「西方」領導世界，你說它貨真價值也好、狐假虎威也好，終究是管用；現在美國也不太顧及歐洲了，主張「利益優先」；以前歐洲總期望中國能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融入西方的普世價值，但是現在看來似乎也不是歐洲人所想的那樣，所以歐洲現在特別焦慮，甚至有點要失去自信的趨勢。

而這種情緒表現在外面，歐洲對美國很失望，對中國也很失望——美國在市場准入、智慧財產權強制轉移、國企補貼等方面對中國的抱怨，歐洲國家一樣有很多抱怨——對俄羅斯就更不用說了，歐洲本來就看不上俄羅斯。

所以歐洲國家現在看世界，看誰都不順眼，認為自己是「受害者」的情結特別明顯。這是歐洲在心態上出了問題。

01：所以你認為歐洲已經到了必須重新審視自身角色的時代？

王義桅：但是在民粹主義的盛行的情況下，很容易把矛盾轉嫁到外面去。美國是最典型的例子，「不是我不行，是敵人太狡猾」，民主黨、共和黨在各種議題上吵來吵去，唯一的共識就是對付中國。

歐洲內部也一樣。對俄羅斯的態度，歐盟內部就沒有辦法形成共識，因為有些國家覺得俄羅斯沒這麼大的威脅，有些國家認為俄羅斯依然是威脅。

至於對中國的態度，有些歐洲國家覺得與中國合作是個機會，但是歐盟總體上對中國還是有害怕的情緒，認為中國是個很大的挑戰。這種觀點目前相對統一，我在歐洲參加過的幾次學術會議，歐洲學者會直接說「我覺得中國已經不怕我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