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遺憾 美國民主不是你想象的那樣｜美國大選
在今天世界，一人一票直選政治領袖已在許多地方、許多時候成為政治正確，許多人把美國視作民主榜樣或理想的彼岸，彷彿美國的成功都是因為選舉。然而真相並不是那麼簡單，美國是一個選舉民主國家，但不是許多人想象的那樣。總統的產生，在各州選民直接選舉之外，還有一個至今仍在影響美國政治的選舉人團制。
選舉人團制源自1787年制定的美國憲法，最初指由各州辦法產生的選舉人一起投票產生總統、副總統。這意味着起初的美國總統選舉是典型的間接選舉，而非現在人們所熟悉的選民直選。如果考慮到美國建國初期人民的投票資格遭到諸多限制，能真正參與投票的人民數量比較有限，那時候的美國至多隻能稱之為民主程度比較有限的共和國。
然而，相比於1787年世界普遍處於專制主義、威權主義的陰影中，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只能被迫寄希望於少數高高在上、缺乏剛性約束的統治階層的智慧和仁慈，那時候的美國政治制度堪稱同時期偉大的創舉。時至今日，美國社會的創新、活力與自由仍然離不開政治體系所扮演的積極角色。
為何當年美國國父們傾向於選舉人團制而非今天許多人所熟悉的選民直選？一個主要原因是美國國父們擔心人民直選總統容易造成民粹主義的嚴重後果，進而帶來「動亂和爭論的圖景」，給那些「以蠱惑家開始，以專制者告終」的政治人物以禍害國家的空間。正因這樣，如果在選舉總統的過程中，有一群經各州推舉辦法產生的選舉人為缺乏辨別能力的普通選民把關，將更有希望選出稱職的總統人選。
關於這點，美國開國元勳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寫道：「應予希望的是，直接選舉能夠由這樣一些人來實現，他們最善於辨別適宜於這一職位需要的品質，可以在有利於慎重審議的條件下行動，並使一切理由和主張都能適當地結合在一起，以便作出選擇。由人民群眾普遍從本地同胞中選出的少數個人，最有可能具有進行如此複雜的審查工作所必需的見聞和眼力。」應該承認的是，儘管漢密爾頓未能預料到後來的民主化浪潮，但他深刻認識到選舉關乎治理績效的總統是複雜、審慎的工作，需對參與者有「見聞和眼力」的要求。
然而隨着時代的發展，民主化浪潮浩浩蕩蕩，美國普選權不斷普及，選舉人團制發生了重大變化，如今只剩下作為計票規則來平衡大小州影響的作用。今天的美國總統大選一般是由各州選民通過投票來確定各州總統候選人的勝負，然後再由根據各州推舉辦法產生的選舉人進行象徵性的投票，各州產生的選舉人基本上不再重新核驗和把關所在州選民的選擇。美國歷史上時不時會出現改變所在州選民投票意向的所謂「失信選舉人」，但迄今並未真正影響大選的結果。2020年7月美國最高法院裁決，各州有權對「失信選舉人」進行懲罰。
以今天的現實來看，美國總統大選無疑屬於典型的選舉民主，各州選民的意向是最關鍵的影響因素。不過這也意味着漢密爾頓所期望的「進行如此複雜的審查工作所必需的見聞和眼力」再也難以成為要求，選舉註定將籠罩在揮之不去的民粹主義的陰影之下。當然，選舉民主具有通過周期性一人一票動員和聯合民眾並在和平時期對政府形成剛性制約的重大作用，揭示和反思選舉民主的問題只是為了在民主語境下揚長避短。
然而縱使按照選舉民主所通向的一人一票下有限多數統治原則，美國總統大選依舊存在令人失望之處。當選舉人團制只剩下作為計票規則來平衡大小州影響的作用，勢必在操作過程中容易扭曲民意，破壞選舉民主所包含的「票票等值」原則。
美國總統大選總共有538張選舉人票，除了有3張是分給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之外，餘下535張是根據各州在國會的參議員、眾議員人數來分配。美國眾議員席位是根據各州人口數量來分配，參議員席位是各州一律兩個。美國各州人口數量並不相同，有時候差距非常大，比如加州的人口約為四千萬，而懷俄明州的人口不到六十萬，二者的巨大差距讓懷俄明州人民的每張選票價值大幅高於加利福尼亞州人民。這背後雖然有美國建國的歷史實踐和聯邦制的因素在起作用，並且能體現大小州平等，但會造成不同州選民的選票背離「票票等值」原則。
除此之外，絕大多數州採用的「勝者得全票」的贏者通吃計票規則，既會造成總統候選人的普選票數和選舉人票數的不成比例，又容易讓有限多數統治原則異化為少數人統治。比如，在1968年的大選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尼克遜（Richard Nixon）的普選票得票率僅為43.4%，只比時任副總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漢弗萊（Hubert Humphrey）42.7%的普選票得票率略高一點，卻贏得55.9%的選舉人票。在1980年的大選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列根（Ronald Reagan）以50.8%的普選票得票率贏得90.8%的選舉人票。在2000年大選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小布殊（George W. Bush）的普選票數本來比對手戈爾（Al Gore）少50多萬張，但僅僅因為在佛羅里達州多了537張選民票而扭曲民意、僥倖當選總統。在2016年的大選中，特朗普的普選票比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少200多萬張，但依然贏得選舉。
儘管有人會以防止「多數人暴政」的藉口來為2000年小布殊、2016年特朗普的以少勝多辯護，卻忽略「多數人暴政」和有限多數統治是兩回事。「多數人暴政」指憑藉一人一票控制政權的多數人對少數人進行殘酷的壓迫或侵害少數人的正當權益，問題的關鍵在於「暴政」，而不是多數人統治。民主的意義恰恰在於有限政府的多數人統治，與專制主義、威權主義的一人或少數人統治有根本區別。
民主的精髓在於人民統治，內在價值是人人平等，凡是真正的民主，理應通向有限政府的多數統治，只不過一個符合良政善治的社會應該注重保護少數人的正當權益，多數人和少數人不是零和博弈的關係。既然這樣，當本應通向有限多數統治的美國民主因選舉人團制而出現滑向少數人統治的現象，實則是對民主精神的背離。
不過，多數人未必總是正確的，少數人同樣未必總是正確的，節制「多數人暴政」或修正多數人的錯誤不在於重回背離民主精神的少數人統治，而是在承認和落實「主權在民」的同時以恰當方式探尋「治權在賢」，以符合人性的方式讓多數人和少數人都能勇敢運用理性、各竭所長，在相互促進和制衡中達到動態平衡。（關於這個議題的深入討論，詳見《給民主另一種可能 揚長避短的新方案》。）
當然，選舉人團制的問題只不過是美國選舉民主在具體操作中的問題，反映的是哪怕根據選舉民主的價值和原則，美國都與許多人的期待存在落差。正因這樣，在美國社會一直存在改革乃至廢除選舉人團制的聲音。不過，放在更大視域來看，選舉人團制的問題是美國政治中諸多節制選舉民主的政治設計的縮影。美國政治雖以選舉民主為根基，卻帶有濃厚的混合政體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帶有羅馬共和國的影子，即融合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的因素。
在當今美國，儘管總統、參議員、眾議員都是經由選舉產生，具有選舉民主的底色，但如果進行對比會發現，具有強大權力的總統職位包含一些君主色彩，參議員包含一些貴族制色彩，眾議員包含相對較多的民主制色彩。除此之外，美國最高法院同樣包含相對較多的貴族制色彩。這樣的混合政體能在一定程度上兼顧平民和精英的不同訴求，能讓美國社會在一些情況下可以去制定或推行多數人未必支持、卻具有正當性的進步政策。這也反過來說明選舉民主會帶來民粹主義風險，故才需要混合政體進行適當節制。
然而，美國政治中的精英和民主的結合並不理想，與民主時代的人民對良政善治的期待存在較大落差。美國所謂的精英許多時候並不是歷經實踐和人心檢驗的精英，而經常是與既得利益集團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傳統政客或民粹政客。美國民主具有選舉民主常見的被既得利益集團和民粹主義裹挾的內在困境，過於看重民眾短時間內飄忽不定、易被影響的情緒，而忽略立足民眾長期利益的深思熟慮的理性聲音，以至於許多民眾的民主感受經常停留在選舉期間，一旦選舉結束，常常有被忽視、被剝奪的失望情緒。
這是因為選舉民主所召喚的理性選民在許多時候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多數選民在自利理性的影響下對超出常識理性或自治範圍之外複雜政治的認知侷限於一知半解或道聽途說的水平，故容易給那些譁眾取寵、迎合民粹、擅長調動選民情緒或有既得利益集團投入大量資源助選的政治人物以可趁之機，進而擠壓真正德才兼備者的空間。當政治人物都在比拼怎麼迎合選民短時間內的情緒，都在思索怎麼尋求佔據更多資源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還會有多少人甘於坐長時間實踐磨練和人心考驗的冷板凳，堅持長期主義和獨立思考？
美國的開國元勳們本來意識到精英和民主結合的意義，起初的總統選舉是希望在民主基礎上融入「進行如此複雜的審查工作所必需的見聞和眼力」。然而因為一系列因素的疊加作用，今天美國未能在1787年制憲精英所期望的方向探索出合理的精英和民主結合之路，未能對被既得利益集團和民粹主義裹挾的選舉民主揚長避短，以至於本有重大歷史進步意義的美國政治體系，越來越難以讓不同群體達成重疊共識，難以既公正、又有效地解決困擾已久的問題，政治與人民之間的契約開始動搖，不同群體之間的猜忌和撕裂越來越嚴重，埋下社會不穩的重大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