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至死陰影下的美國大選辯論：政治不能止步於情緒

當地時間9月10日晚，美國前總統、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與美國副總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Kamala Harris）進行了首場電視辯論。為了應對特朗普，據說賀錦麗在辯論前進行了高強度的訓練，甚至還搭建了模擬辯論舞台，讓人模仿特朗普的語氣和裝扮。

從事後反響來看，許多人認為特朗普在辯論過程中被激怒，未能展現優勢，賀錦麗則顯得沉着冷靜，肢體語言豐富，多次在特朗普講話時展現震驚或強烈不同意的表情。不過，大選辯論對選情的影響有限，不同人的在意點不同，不能僅因一場大選辯論便輕易斷定誰贏誰輸。

關於大選辯論，有人說這是民主的基石，能讓選民有機會了解候選人及其願景。這是頗具理想色彩的說法，忽略大選辯論已籠罩在娛樂至死的陰影下。誠然，候選人之間的公開辯論有積極意義，在一定程度上能讓政治運行於民眾關注的目光之下。辯論未必總是理性的、高質量的，多數普通人在自利理性影響下缺乏內在激勵或現實條件對複雜政治問題知情懂行，未必具備分辨候選人辯論內容的能力。如果辯論淪為情緒、偏見之爭或意識形態撕裂，如果多數選民的分辨能力被既有立場、主觀情緒和知識短板所局限，本有積極意義的大選辯論有淪為情緒宣泄的風險。

遺憾的是，特朗普與賀錦麗的辯論表現令人失望。論道理，特朗普已經擔任四年美國總統，理應對政治的複雜、審慎有起碼的體認。賀錦麗有加州檢察長和聯邦參議員的履歷，現在又擔任美國副總統超過三年半時間，同樣應該熟悉政治運作和國家治理。但令人失望的是，特朗普延續一貫的信口開河、胡亂指責的風格，講話語無倫次，時常引用一些未經證實的說法，比如他指責移民吃小狗小貓。賀錦麗雖相對看起來更像一個傳統政客，但她的講話缺乏實質性內容和縝密的邏輯，彷彿在打意識形態和感情牌，難以看出她具備處理複雜政治經濟事務的智慧和能力。

選舉是民主的重要形式，讓民眾不再在政治權力面前被動地聽天由命，但現實中的選舉民主正面臨政治工作對選賢與能的要求與民主被民粹裹挾的矛盾。德國思想家韋伯（Max Weber）說過：「現代官員系統正在發展為一個高素質的知識勞動者系統，由於長期的預備性訓練而各有所長，有着高度發達的身份榮譽感，十分重視廉潔正派。若是沒有這種身份榮譽感，我們的命運就會被籠罩在可怕的腐敗和醜陋的市儈習氣的永久威脅之下，甚至國家機器的純技術性功能也會受到威脅。」

然而，大選辯論的娛樂化讓本應保持必要限度賢能水平的政治淪為情緒宣泄。美國媒介文化研究者波茲曼（Neil Postman）在《娛樂至死》中寫道：「在當今所有的總統競選中，兩個競選人都會在電視上進行所謂的『辯論』……複雜的措辭、充分的證據和邏輯都派不上用場，有時候連句法也被丟到一邊。但這並沒有關係，他們關心的是給觀眾留下印象，而不是給觀眾留下觀點……這樣的辯論就像是拳擊比賽，關鍵的問題是『誰打倒了誰』，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則取決於競選人的『風格』——他們的外表如何，他們的眼神如何，他們怎樣微笑，怎樣說俏皮話。」

波茲曼進一步表示：「電視無法告訴我們誰是最佳人選。事實上，如果我們認為所謂『最佳』就是要擅長談判、精通管理、熟知全球事務、洞察各種經濟制度的相互關係，那麼電視根本無法讓我們判斷誰比誰強，因為誰強誰弱主要還是取決於『形象』。但這並不是因為政治家們要醉心於表現自己的最佳形象，誰不想讓自己的形象好一點兒呢？如果誰不想讓自己的形象討人喜歡，那他一定有問題。但是電視損壞了『形象』的名聲，因為在電視上，政治家們給觀眾的不是他們自己的形象，而是觀眾想要的形象。這正是電視廣告對政治話語最大的影響。」在他看來，總統「不再關心如何擔起各自領域內的職責，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向瞭如何讓自己變得更上鏡」。這樣下去，致力於公共福祉的政治恐越來越事與願違。

當然，政治是非常注重實踐的工作，口才無論多麼好，終究不等於實踐。政治人物說的和做的常常是兩回事，哪怕他們的講話空洞無物，缺乏邏輯，但在選舉政治中，因為有專業的幕僚團隊輔佐和有力的權力制衡，所以許多時候並不至於造成嚴重的後果。可縱使這樣，政治不是兒戲，不能止步於最不壞的選擇，而是要在充分民主環境下提升賢能水平。政治人物不能淪為吉祥物，現實中的政治不是太平無事。怎麼應對各種潛在的、突發的挑戰，怎麼公正處理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怎麼切切實實改善人民的生活，都是頗具難度的工作。

作為美國總統的兩位主要候選人，將要肩負治理超級大國的責任，並在全球治理中扮演關鍵角色，竟然都看起來不夠專業、不夠深思熟慮，他們能滿足人民期待嗎？答案恐怕不容樂觀，只不過問題不在於他們，而在於整個選舉民主的政治體系出現亟待化解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