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眼中的尼克遜：性格複雜的他何以推動冷戰結束

打開對華關係大門的美國前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是一位備受爭議的政治人物。在許多人眼中，因水門事件的醜聞而下台的尼克遜是一位令人生厭的右翼、反共總統。在1973年智利陸軍總司令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發動政變，推翻民選總統阿連德（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建立軍事獨裁政權的過程中，尼克遜政府被不少人指責在其中扮演不光彩的推手角色。

然而同樣有不少人認為尼克遜是美國社會難得一見的政治家。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白彤東曾寫過：「其（尼克遜）政策制定不是根據民意調查，不是根據他的黨派立場，而是為美國的長遠利益、世界正確的方向考慮。他以極端反共形象上台，但與蘇聯採取緩和政策，訪問當時比蘇聯更共產主義的中國，最終導致了冷戰結束和一個更開放、和平的世界的出現。」白彤東認為，當年甘迺迪（John F. Kennedy）在總統競選中擊敗尼克遜是「美國政治膚淺化開端的標誌」。

與尼克遜有密切往來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他生前最後一本出版著作《論領導力》中，用較大篇幅講敘了尼克遜的故事。據基辛格的說法，起初他並不是尼克遜的顧問或幕僚，而是尼克遜的競爭對手、前紐約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Aldrich Rockefeller）的外交政策顧問，然而讓基辛格意外的是，尼克遜當選總統沒多久便邀請基辛格出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後來又在尼克遜第二任期兼任國務卿。

在基辛格看來，下層中產家庭長大的尼克遜的性格複雜，一方面「他對自己的形象有一種不安全感，對自己的權威缺乏信心，陷入自我懷疑不能自拔」，「焦躁不安，不停地追求人們對他的讚譽，可恰恰是他最在意的群體往往不讓他如願」，「畏於面對面衝突」，會「喃喃自語」，另一方面他「對自己的目標瞭然於胸，追求目標時既果斷堅決，又細緻入微」，「分析問題頭頭是道」。性格複雜的尼克遜，有時會刻意向旁人顯示並非他深思熟慮的決心。水門事件的發生或許與尼克遜的性格缺陷（焦慮、不安感）密不可分。

有意思的是，「極力追求他人尊重」、「不願面對分歧」的尼克遜卻是一位有遠見的美國政治人物。基辛格說尼克遜在沒有危機時，在日常事務上花的時間極少，大部分時間用來研究某個地區或某一國際局勢的歷史淵源、趨勢，關注潛在轉折點的形成與重大決定。直到尼克遜上任初期，保守派認為他是堅定的反共分子，自由派認為他可能會喜歡在海外炫耀武力，兩派對他的看法均已定型。然而這都是對他的刻板印象或意識形態想象，真實的尼克遜是一個注重地緣政治與國家利益的政治人物，他認為「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其他領域內技術日新月異的時代，公開把推翻一國制度作為根本目標會導致任何爭議蒙上終極對抗的陰影」，他尋求相互制衡的地緣政治均勢，追求把博弈、對抗納入可預期的國際秩序或和平架構中。

尼克遜擔任美國總統期間，他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搖搖欲墜之際放棄強撐危局，不再讓美元與黃金掛鈎，建立沿用至今的浮動匯率制；他推動美國從越南戰爭的泥潭有序撤離，達成解決越南問題的《巴黎和平協定》，不過該協定因水門事件的發生而失效；他與蘇聯緩和關係，主張用和平架構來解決美蘇紛爭，並與蘇聯達成核武器時代首份全面戰略武器控制協定；他以不把中國大陸「永遠隔絕在國際大家庭之外」作為政策依據，與毛澤東、周恩來、基辛格共同促成中美關係正常化；他在與蘇聯的博弈中確立美國在中東的霸主地位。不過，尼克遜的外交政策主要着眼於美國國家利益，未能超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的主權國家博弈的傳統邏輯。

在基辛格看來，相比於尼克遜時期基於地緣政治與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當今美國外交政策面臨「先是狂熱信心導致過度擴張，過度擴張隨之又引發傷筋動骨的自我懷疑」的困境。基辛格寫道：「在魯莽的必勝主義和合理的退卻之間搖擺不定已給美國的世界地位亮起了紅燈。美國外交政策需要既講究現實又富於創造性的尼克遜式靈活。」不過，在意識形態、民粹主義的疊加影響下，當今美國外交政策已經難以像尼克遜那樣。當然，尼克遜背後是世界仍未有效走出霍布斯（Thomas Hobbes）狀態，人類已建立有效國家，卻未能建立有效世界，正如國家產生前人和人之間的衝突難以制止一樣，有效世界建立之前地緣政治紛爭難有寧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