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眼中的李光耀給世界留下什麼啟發？

美國已故國際關係戰略大師、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生前最後一本出版著作中探討了阿登納（Konrad Adenauer）、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尼克遜（Richard Milhous Nixon）、薩達特（Mohamed Anwar al-Sadat）和戴卓爾（Margaret Hilda Thatcher）等六位政治家的領導力，夾敘夾議。在基辛格看來，領導力之於人類各種機構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若是沒有領導力，機構會失去方向，國家可能日益變得無足輕重，最終導致災難」。他筆下的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是一位對當今世界有啟發意義的小國巨人。

李光耀生於1923年，那時候的新加坡是英國殖民地。在李光耀青年時期，新加坡曾被日本野蠻佔領，許多民眾忍飢挨餓，李光耀本人差點在日軍的統治下喪命。戰爭結束後，李光耀獲得獎學金，去劍橋大學學習，當時的他具有反殖民主義傾向。1950年返回新加坡的李光耀，至少看到四個棘手問題：嚴重的住房短缺、猖獗的腐敗、不同族裔之間的撕裂、自然資源高度匱乏。除此之外，新加坡缺乏政治歷史帶來的國家意識，1965年的獨立建國並非自主選擇的結果，而是被逐出馬來西亞聯邦的無奈。然而，在李光耀帶領的人民行動黨的持續努力下，昔日貧窮、落後的小島一躍成為聞名於世的發達國家，是亞洲乃至全球範圍內的治理樣板。

在基辛格的筆下，李光耀至少有三個具有啟發意義的特質。第一，李光耀非常務實，懂得在必要時候隨機應變，不願空談意識形態。基辛格提到1968年11月，在哈佛大學面對一群教授們誇誇其談時，李光耀當場反駁，展現出一個前殖民地領導人在美國流行的意識形態面前反潮流的勇氣。新加坡有着長期的殖民主義歷史，青年時期的李光耀持有反殖民立場，但在真正治理國家時，李光耀並未活在反殖民主義的悲情敘事中，他「沒有反美敵意，也沒有後帝國時期的怨恨」，「既未乞求援助，也未大談美德」，而是實事求是地分析新加坡的處境和地緣政治秩序。

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雖然開局非常艱難，但「無意對誰控訴指責」。他對內實行務實靈活的經濟民生政策，對外理性追求地緣政治的平衡，尤其是在東南亞的複雜關係中、在中美兩大強國博弈之間長袖善舞，遊刃有餘。一個值得思考的例證是，新加坡獨立初期，全球範圍內不少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以「資本主義剝削」為理由拒絕引進外資，但李光耀反其道而行，他不僅歡迎外資，而且竭盡全力為外資創造一流的市容環境與設施，積極提升勞動力質量，讓新加坡經濟脱胎換骨。

第二，李光耀認為人民的素質是新加坡的寶貴資源，故致力於投資人民，提升勞動力素養，釋放新加坡的潛能。李光耀本人是通過教育改變命運，他執政後通過卓有成效的反腐為教育投資、醫療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據基辛格引述的資料，在人民行動黨執政最初9年，新加坡把近三分之一的預算用在教育，大力建立公平競爭的環境。在引進外資過程中，李光耀推行提高勞動力質量的計劃，既能吸引高附加值企業在新加坡落地，又可讓新加坡面對外資時具有更好的討價還價的籌碼。

第三，李光耀奉行精英治國理念。新加坡政治模式除了本就有議會民主制的一般特點，比總統制具有更多的精英色彩之外，還格外注重精英治國。李光耀曾說過：「要想建立高效的政府，你必須選擇優秀的人擔任政府職務。在過去40年間，我觀察到即便一個國家的政體落後，但如果由優秀的、強有力的領導人掌舵，政府還是令人滿意的，能取得相當大的進步。另外，我還見過很多非常理想的政體都以失敗告終。英國和法國曾經為其殖民地制定過80多部憲法，這些憲法、制度、權力制約與平衡都沒有什麼問題，但這些社會沒有出現有能力運作這些制度的優秀領導人，而且這些社會的成員也不尊重這些制度……繼承了這些制度的領導人是不稱職的，結果爆發了騷亂、政變或革命，他們的國家失敗了，政體也崩潰了。」

在精英治國理念的作用下，李光耀注重把新加坡各族裔民眾團結在一起。基辛格寫道：「李光耀與許多其他後殖民時代的領導人不同，他不靠挑起國內各族群之間的矛盾來加強自己的地位，恰恰相反，他依靠的是新加坡在互相沖突的族群中培育出民族團結的能力。新加坡獨立前，族裔間暴力橫行肆虐。新加坡的人口構成具有天然的離心力。但李光耀克服了這些障礙，發展出了具有凝聚力的民族身份。」

在當今世界，不同族裔和群體之間的撕裂嚴重，憤怒情緒和意識形態偏執讓理性的對話難以進行，地緣政治博弈日趨激烈，對抗的螺旋持續升級，既得利益集團和民粹主義對政治生活的劫持，讓本應促進公共福祉的政府時常淪為黨派傾軋的名利場。在戰後的廢墟中重建德國，帶領德國走出低谷的西德首任總理阿登納晚年說過：「現在還有能推行堪稱長遠政策的領導人嗎？今天還會有真正的領導力嗎？」

李光耀的意義正在於此。基辛格說：「他（李光耀）在新加坡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所作所為恰似指導課，教人如何在多種觀點和背景並存的情況下培育相互理解和共存精神。最重要的是，李光耀的治國經驗說明，決定一個社會命運的最重要因素既非物質財富，亦非其他衡量實力的普通標準，而是人民的素質和領導人的遠見。」

當然，不應迴避的是，新加坡模式同樣存在隱患。自李光耀時期以來，新加坡的精英民主模式有兩個特點，一是源源不斷地培養和選拔政治精英，二是對政治對手和媒體空間的限制。正如筆者在《李顯龍將辭職 | 新加坡模式富有啟發意義卻仍存隱患》所分析的，新加坡選舉制度雖有利於讓人民行動黨形成穩定政權，卻會扭曲民意，出現得票率和議會席次的不成比例。這樣的制度設計具有兩面性，人民行動黨只有不斷保持賢能，持續創造令多數民眾滿意的治理績效，才能保持執政地位，不然的話，一旦人民行動黨犯下嚴重錯誤，有可能會激化大批選民對人民行動黨長期一黨執政和限制政治對手、媒體空間的逆反心理，進而帶來政治危機。

基辛格寫道：「就新加坡的未來而言，關鍵問題是持續的經濟和技術進步是否會導致向着更加民主、更加人性化的社會過渡……對民意變化的容許程度早晚會成為可持續性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在大眾民主和改良的精英主義之間能否找到一個更好的平衡？這將是新加坡面對的終極挑戰。」從長遠來看，新加坡確實有必要在開放、包容環境下積極探索更民主的形式與更可持續的精英治國理念巧妙結合。這樣的話既可讓新加坡民意表達更民主更理性，又能讓精英治國理念健康可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