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歐談法國大選：投票，還是重新發明政治？

我們應該在自己的權利中建立起對將來的共產主義的展望，在所有的地方。堅定的共產主義鬥士應該走到世界上所有的群眾中去討論（政治）原則。就像毛澤東說的那樣，「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後再告訴群眾」。

作者：巴迪歐（Alan Badiou）

譯者：王立秋

關於選誰當總統，許多選民還在舉棋不定。對此，我是理解的。我不是說被認為合資格的候選人的政綱有多晦澀或混亂。也不是說——用我曾經用來說薩科齊（Nicolas Sarközy）（並且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的措辭來說——我們必須自問「他們是什麼的名字。（de quoi ils sont le nom）」而是說，所有這一切，僅僅是太過於顯然了。

馬林．勒龐（Marine Le Pen）一直是現代化版的——因此也是女權化版的——法國極右派。（它代表著）一種孜孜不倦的貝當主義（pétainism）。

弗朗索瓦．菲永（Francois Fillon）是穿三件套西服的貝當主義。他的（個人的或預算上的）哲學可化約為「錙銖必較」。他倒是不那麼在意他自己的每一分錢來自哪裡，但一旦涉及財政支出，特別是花在窮人身上的錢的時候，他就變得毫不妥協、吝嗇到有些卑鄙。

伯努瓦．阿蒙（Benoît Hamon）是「左翼社會主義」的一個腼腆的、有些平庸的代表；「左翼社會主義」的決心一直存在，儘管它比那些我們從來沒見過的人都更難辨識和發現。

尚—呂克．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誠然是最不令人反感的一位——不過他也是代表我們今日所謂的「激進」左派的議員，其立場處於廢墟中的舊社會主義和幽靈般的共產主義之間不穩定的邊界上。他的政綱既不夠大膽又不夠清晰，但他用自己堪比饒勒斯（Jean Jaurès）的雄辯掩飾了這點。

伊曼紐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則是被一些人從「無」中創造出來的——那些人是我們真正的主人，新興的資本家們，他們已經買下所有報刊以防萬一。如果說他相信並且說圭亞那是一個島或比雷埃夫斯（Le Pirée）是一個人的話（編者注：比雷埃夫斯是希臘的一個城市），那是因為他知道，在他的陣營裡沒有人會在意自己說的東西。

所以說，那些遲疑的人隱隱約約地知道，在這個由古老而眾所周知的角色構成的劇場中，政治信念不重要，或者說，（候選人）只是藉此機會而進行似是而非的誇誇其談罷了。這就是為什麼從以下的問題出發對我們有幫助：什麼是政治？什麼是一種可定位的、明確表達的政治？

四種基本的政治傾向

政治總是基於三個要素來定義自己的。首先，是普通人民群眾，以及他們的所做和所想。讓我們把這個要素稱為「人民」。其次，是形形色色的集體機構：社團、工會和黨派——總而言之，所有有集體行動能力的群體。最後，是國家權力器官——議員、政府、軍隊、警員——以及經濟和／或媒體權力器官（它們之間的差異已變得微乎其微），也就是我們今天稱為——用一個既生動又有分量的術語來說——「決定者」的一切。

政治總是在於追求能夠連結這三個要素的目標。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大體來說，在現代世界中有四種基本的政治傾向：法西斯主義、保守主義、改革主義和共產主義。

保守主義和改革主義佔據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議會的核心：法國的左派和右派，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等等。這兩種立場在根本上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斷言，它們之間的衝突——特別是關於連結三個要素的衝突——可以且應當被局限在它們各自都接受的憲政框架之內。

另外兩種立場——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共同之處（儘管他們的目標截然相反）則在於它們堅持在國家政權問題上，各黨派之間的衝突是不可調和的：衝突不可能為某些憲政共識所限制。這些立場拒絕把與自身矛盾的目標——甚或只是不同的目標——整合到它們對社會與國家的構想之中。

受歡迎的親法西斯立場

我們可以用「議會主義」（parliamentarianism）這個詞來命名一種維持保守主義和改革主義的「共享霸權」——以選舉機器、政黨及其支持者、以及經常是秘密的金融資源為仲介，他們試圖抹除一切有嚴肅的掌握國家權力意圖的法西斯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議會主義」也是所謂西方世界的主流政權的組織形式。

這種組織方式就要求一個第三項，即一個同時內在又外在於兩個主要政治立場的，強有力的共同的契約基礎。顯然，在我們的社會中，這個基礎就是自由資本主義。事業進取與個人財富增長的無限自由；對財產「權利」的絕對尊重——而這又是以司法體系和強力的警員管制為保障的——對「民主」外衣包裹下的銀行、青年教育的信心；競爭；對「成功」的渴望；以及對平等的害處、烏托邦屬性的反復申明：這就是社會一致認可的「自由」的矩陣（matrice）。這些，也是兩個所謂的「統治」黨或多或少地在戰略上承諾要永遠保障的自由權。

資本主義的變易（devenir）可能讓人們對於議會共識的價值產生懷疑，繼而，在例行選舉期間，動搖對「大」保守黨或改革黨的信心。對社會地位受到威脅的小資產階級，或受去工業化進程摧殘的工人階級來說尤其如此。在西方，我們看到的就是這個——一種在亞洲國家的崛起面前的衰落之象。今天，這場主觀的危機單方面地助長了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宗教、伊斯蘭恐懼症、好戰這類的傾向，因為恐懼是糟糕的顧問，而這些被危機困擾的主體性，則不由得地像抓救命稻草一樣伸手去抓認同至上的神話。尤其還因為共產主義的假設在它最初的、國家層面的幾個版本（蘇聯、中國）的失敗後而遭到了嚴重的削弱。

這一失敗的後果是顯而易見的：很大一部分青年、弱勢群體、被遺棄的工人、和巴黎郊區那些無產階級遊民深信，替代議會共識的唯一方案，就是由怨憤的認同、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構成的法西斯主義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