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終結了嗎？對權利與善的反思

作者：夏逸平（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研究生）

近日，國際級的政治學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來台演講，闡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崩解？」與「中美爭鋒及其影響」。早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一書中福山即高調宣佈，歷史將以自由民主制度而終結，然而隨著21世紀一系列的世界政治變遷（例如新興民主國家的失敗、中國模式的崛起、民粹主義的形成），使得其理論一再地受到衝擊，以至於一些人認為其理論早已失效或福山前後的立場不一。然而從總體上而言，福山並未改變其立場，而只是認識到民主並非唾手可得，且它同樣也會出現許多細部的問題，如其在2014年為《歷史的終結》一書所寫的新版序中所說：「縱然我們會質疑要多久之後全人類才能抵達那個終點，但我們不應該懷疑某種社會形態就挺立在歷史的終結處」。在4月14日的演講中，福山則將近年來民粹主義及其對民主的危機視作是國家建制、治理能力的不足，然而筆者的此文正是試圖指出，權利（Right）與善（Good）之間的張力或許才是我們對於今天民主真正應反思的地方。

在進入正文之前，我們亦可先從福山的學術背景出發。《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一書的基本思想正是在亞歷山大·柯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黑格爾詮釋下所形成的。柯耶夫從黑格爾的主奴辯證出發，將尋求承認的慾望視作是人類歷史前進的動力，而能夠滿足這種承認慾望的最佳政治制度便是民主，只有在民主社會中，每個人才獲得了平等的尊重與承認。尋求承認的慾望構成了歷史的動力，而滿足這種慾望的民主制度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歷史的目的。這種滿足於平等、安於自己幸福的人也就是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所說的最後之人（當然，尼采是從批判的角度在談最後之人，作為與超人相對的最後之人，他們不再具有超越自身的可能性）。不過，有趣的是，在理論上與柯耶夫持相反意見的施特勞斯（Leo Strauss），其弟子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曾經正是福山的老師。布魯姆在1987年出版了The Closing Mind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嚴厲批判當時美國的高等教育。不過從施特勞斯學派一貫的隱微解讀（esoteric reading）來看，此書更多的乃是在質問，民主如何敗壞了高等教育及人的心靈，因為在一個具有虛無主義特色的現代民主社會中，一切價值都被拉平了，我們不再談論德行的高低貴賤，以至於人將無所適從於這個現代社會。很顯然地，福山並未站在其曾經的老師布魯姆這一邊，而是站在了柯耶夫所許諾的普遍同質國家（the universal and homogeneous state，柯耶夫曾是歐盟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法代表團的首席談判代表，）或自由民主制的這一側。但是，從這兩種立場中所呈現出來的張力——權利與善——或許才是比起所謂國家能力或政府治理能力更深層次的哲學問題。

不難發現，民主的基礎之一就是所謂的個人權利。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會說「我有權利去怎樣怎樣」、「誰也不能剝奪怎樣怎樣的權利」，確實，在當代自由主義的政治理論中，權利始終優先於善，或者說，那種善的道德意涵早已被掃進了私人領域之中，而在公共領域中的善也被還原到了一種純粹政治性的善。但是，權利並不等同於善，也無法保障善的實現，例如每個人均平等地享有投票的權利，結果則是我們迎來了川普的當選。川普的當選固然可以歸咎於窮人、低教育者未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獲利而選擇了川普，但他畢竟是民主的產物，且是一個有著老牌民主傳統下的產物。這並非用國家制度上的缺失即可解釋，而是涉及到民主本身所存在的問題，畢竟川普擁有充分的合法性及正當性，但我們仍然覺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