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論說謊：在何種情況下，說謊是道德的？（二）
由此可見，康德處理說謊問題，不單只涉及救人的說謊格準能否通過定然律令。因為維持誠實與救人義務發生衝突，於是說謊問題同時也指向無條件與有條件、全然與不全然義務的區分。
在契約論內，眾多理性行動者不因任何外力，只服從於自身理性要求而彼此立約。因此，康德理解契約論為立約者的承諾；承諾之所以成立，立約者維持誠實是必要條件。所以在康德的政治哲學中，理性行動者在公共領域內，不可能有說謊權利，否則基於契約論的政治制度根本不可能運作。
在個人領域，康德也斷然否定我們有權說謊。縱使在緊急情況下也沒有例外。正如之前提及的例子，縱使殺手追問無辜朋友下落，康德也認為我們要誠實告知，不應說謊。這種主張實在令人難以接受，因為康德竟然認為，維持誠實比救人生命重要。所以康德義務論經常被人詬病冷酷無情。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很多研究康德的學人，便嘗試在定然律令內尋找可能的概念空間，使說謊在某些情況下變為道德。
在何種情況下，說謊是道德的？
最常見的策略，便是強調說謊之目的，不是損人利己，而是救人。如上文提及，康德解釋為何為了借錢而說謊是違反定然律令的。因為該說謊格準（maxim）之目的在於滿足私慾，而以說謊為手段。但如果以救人為目的，而說謊為必要手段，似乎有可能通過定然律令，也即目的使手段正當。再者我們也可以設想，在殺手追問無辜朋友下落的情況，殺手大多會隱藏自己身份，更加不會說明其目的。既然殺手先對我們不誠實，我們似乎也無義務要對騙子誠實，說出友人下落。因此，很多學人認為，上述這兩個理由，足以使救人而說謊的格準，可以通過定然律令。
然而，我們仔細考慮定然律令三重程式，這個策略根本行不通。首先，這個策略的格準確是可以通過自然律程式（Formulation of Laws of Nature，後稱FLN）。把這個格準應用到所有人身上，我們因為救人而說謊，而殺手又不知我們已知其殺人目的，所以殺手會相信我們的說話。既然如此，這個格準在FLN內便不會出現上文出現的實踐矛盾。但過了第一關，卻過不了第二關。這個格準雖然以救人為目的，但其手段卻以他人為工具，根本違反人文性程式（Formulation of Humanity，後稱FH）。就算是對方是騙子，也不等於我們可以視對方為工具，反過來利用對方來滿足我們的欲望。正如康德在《倫理學講演筆記》便提到這種想法不可行。「假定我真的表達，我意圖說謊；並且別人也完全知道無權要求我誠實，因為他是騙子。問題便出現了：我是否也是騙子？如果別人騙我，我也騙他，我對此人肯定沒有不當之處。因為他欺騙我，不能因為這樣而埋怨。然而我也是騙子，因為我的行動違反人文性的權利。」
由此可見，良好目的根本不可以使手段成為正當，原因在於格準不能通過定然律令的三重程式。當然，認為這種策略可行的學人已預設，定然律令三重程式可以拆散，互不統屬；而且他們只重視是否能通過其中一條，是否能通過其他兩條程式似乎變得不重要。但這種主張卻忽視，康德強調定然律令只有一條的說法。按此，定然律令的三重程式的關係，就如過三關的遊戲，格準必然同時通過三重程式，不可以只過一關而不理另外兩關，否則格準不可能有道德意義。
為救人而說謊：無條件與有條件義務之區分
其實說謊涉及的問題，不單只是說謊本身是否許可，同時也涉及兩個義務衝突之間優先次序、如何取捨的問題。明顯可見，定然律令只是決定甚麼格準道德或不道德，並不能處理義務衝突的困難。所以真的要理解康德維持誠實的優先意義，我們要考慮的應該是他如何討論義務衝突的原則。
按康德的分析，所謂義務衝突在於，理性行動者有可能給自己加上兩個義務的根據（grounds of obligation），而其中一個根據不足以推動行動者行動。所以要解決義務衝突，不是我們要選擇感受較強的義務，而是有較強根據的義務有優先地位。而在〈論出於人類之愛的說謊權利〉與〈永久和平〉，康德已提及一對非常重要的區分，就是無條件與有條件義務（ZeF, 08: 385-386; VRML, 08: 428-429）。維持誠實屬前者，出於人類之愛救人屬後者。無條件義務是指絕對的命令，並且在任何關係內都有效；有條件義務是指並非絕對的命令，並只是在某些關係內有效。而這對區分，正好對應康德另一對義務重要區分，就是全然與不全然義務。「全然義務不受條件所限，並不會違反其他義務。所以它與無條件義務一樣，對自己也對他人。它是人文性之權利或人之權利。不全然義務則出於我們人格的人文性之目的與人之目的。全然義務預設尊重人，不全然義務則預設尊重愛。反過來，權利則要求滿足於法律而沒有仁愛。 」
由此可見，康德處理說謊問題，不單只涉及救人的說謊格準能否通過定然律令。因為維持誠實與救人義務發生衝突，於是說謊問題同時也指向無條件與有條件、全然與不全然義務的區分。從上述的引文也可見，這些區分也指向康德如何構思權利與倫理義務的實踐優先問題，以至所有義務之間的關係。所以下一次我們便會看到，康德如何構思道德形上學 （Metaphysics of Moral）的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