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鄂蘭：極權下的「平庸之惡」及「女哲學家」的問題
今日是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生忌。鄂蘭寫過大量政治理論書，而每當提到她，彷彿就要扯到曾是納粹黨員的德國哲學大師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除此以外，我們還對漢娜・鄂蘭這名字能有什麼更深入認識呢？
極權下的反思
在說鄂蘭的著作前，必須談到她的生平。1929年，23歲年輕的她已經完成她的博士論文，但礙於她猶太人的身份，無法在當時納粹勢力已漸擴張的德國取得教授資格認可。1933年，發生火燒國會事件後，當局進行了非法逮捕，她當時正幫助猶太復國組織收集各國期刊中的反猶太言論，所以被當時的蓋世太保（Gestapo 納粹德國時期的秘密警察 Geheime Staatspolizei）逮捕並拘留在集中營八日，她逃出後被迫非法離境，前往法國。那時候開始，她無法再作為一個事不關己的旁觀者，在不斷逃離納粹的追捕和經歷過集中營的洗禮，在1951年她才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其後更成為第一位普林斯敦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女性正教授。
其實每一個哲學家的思想都不能脫離他／她們的時代，我們讀哲學經典時，不能抽空時勢，只讀哲學家們的理論。如鄂蘭著名的《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討論這起歷史公案，除了是她對自己的個人醒悟，也是對世上所有人處於極權下的思想批判。
01哲學曾經刊登哲學學者戴遠雄專文討論漢娜．鄂蘭「平庸之惡」（台灣學界對「the banality of evil」的翻譯）可能引致的歧義理解，他建議可將此字更準確地譯為「惡的浮淺之處」，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漢娜・鄂蘭論惡的浮淺之處──回應曾瑞明丨戴遠雄》一文。另外關於大審訊與「平庸之惡」的問題可以參閱以下合集——艾希曼大審訊：我沒責任，我沒有罪，我沒殺人。
鄂蘭與「女」哲學家
1964年10月28日，鄂蘭接受德國記者高斯（Gunter Gaus）訪問時，問她作為女性在哲學界有如此的認可和名聲，是怎樣看待這個哲學家的身份？
鄂蘭說：「我恐怕要（對哲學家這個身份）抗議了，我不屬於這個哲學圈子，如果真要說的話，我是專於政治理論的，我認為自己既不像一位哲學家，也不覺得自己為哲學圈子所容⋯⋯你說哲學通常作為男性職業，這不會一直維持的，女性作哲學家將來是絕對可能的。」
我們不得不再次回到「哲學與女性的關係」這個討論當中，台灣「哲學新媒體」於2015年曾刊登一篇報導：《哲學排擠女性？還是給女性排擠了？》，正道出一直以來都使人反思的問題：今日可說是女性主義抬頭的世代，但哲學圈子中似乎仍面對五十年前（或更早）一樣的討論，不禁令人問「真的在進步嗎？」回望今日香港的學術圈子，男女性的比例是多少？我們很難去論斷是圈子排斥了女性，還是女性遠離了圈子。今日的【在與時】正想打開這個討論話題，讓讀者們更深入地去思考和面對「女哲學家（更多如科學家／數學家）」所引伸出來的問題。
從三部傳記電影看這問題——波娃、鄂蘭、莎樂美：為甚麼一定要標榜「女」哲學家？
延伸閱讀——漢娜・鄂蘭：判斷力是最根本、最典型的政治能力｜沈昌鎮
參考文章：
哲學新媒體，《哲學排擠女性？還是給女性排擠了？》，https://philomedium.com/report/7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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