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伊德:東方主義;終生捍衛巴勒斯坦的知識分子
2003年9月25日,巴勒斯坦裔文化批評家與後殖民理論家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 Said)於美國逝世。
思想家的理論要是成理,其指稱的對象以至概念的內部邏輯,應該不太需要顧及作者的背景。我們現在大多都接受以上的想法,但薩伊德的出身背景與他的理論關注之間,卻是不可能分離的。
流亡身分與巴勒斯坦問題
1935年薩伊德出生於英屬巴勒斯坦託管地(Mandatory Palestine,Palestine)下的耶路薩冷,於埃及開羅就讀英國制度的學校,一直成績優異,後來再到美國頂尖的普林斯頓大學與哈佛大學,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系任教。
身為阿拉伯與巴勒斯坦人,卻在英、美的文化體制之中成長,薩伊德的早期生命之中曾受到多次衝擊。1947年以色列宣佈獨立,正式建國,為以、巴緊張局勢開啟了序幕。後來薩伊德明言,猶太復國運動大都來自西方,受到西方的支持。至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薩伊德認為這是他一生最大的轉捩點。人在美國的他,突然意識到自己身處的環境一面倒支持以色列,而對阿拉伯的思想與國家皆抱敵視態度。此時宣佈自己「第一是巴勒斯坦人,第二才是美國人」,決志從此將學術與政治合二為一。
薩伊德探討的身分認同(identity)問題,正是他一生都在面對的切身問題。薩伊德自認為流亡者,註定要說著兩種語言,浸潤於兩種文化,過著兩種生活。然而因長久處於美國最優越的學術體制之中,並承認自己無論如何都不願失去這種生活,薩伊德被批評者指他的位置「過分西化」,根本沒資格為巴勒斯坦說話。另一種矛盾,是薩伊德縱然在美國極力支持巴勒斯坦,但他的著作於當地卻被禁止出版;而在阿拉伯世界中某些知識分子批判伊斯蘭中的保守主義與基教旨主義,連帶也批評為伊蘭斯辯護的薩伊德。
相對於西方的東方主義
薩伊德於1978年出版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被視為是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理論的奠基文本。薩伊德指出從現代化的政治與經濟歷史,以至當代的理論生產與語話權,世界都一直由「西方」主導。西方解釋「非西方」的「他者」(the Other)的方式,同時是其彰顯權力施予的過程,而「東方」(the Orient)就是這樣的一種處從屬、被動位置的他者。
薩伊德要我們注意,所謂的「東方」卻並非只建基於客觀的地理性質,而更多是由主觀定義、相對又極具彈性的概念。他在大學面對著抱著「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s)自我認同的學生,卻只納入華裔與日裔,將阿拉伯裔與印度裔排除在「東方人」之外。這意味「東方人」自身亦可以套用跟「西方」相同的意識,排斥不屬於「我們」某些「他者」。
薩伊德指這種「西方」本位的思想,會透過西方世界的媒體新聞、政治評論及學術發表,加深對東方或他者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就以、巴之間的問題,薩伊德認為以色列從受害者(victim),變成對巴勒斯坦的加害者(victimizer)。薩伊德批評西方於其中擔當的角色,偏袒以色列,同時讓巴勒斯坦長久被污名化,成為暴力、狂熱、殺害猶太人的恐怖分子的代名詞。
《東方主義》是三部曲的第一部,其後兩部是《巴勒斯坦問題》(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1979)與《採訪伊斯蘭》(Covering Islam,1981,據《知識分子論》譯者單德興所論,「Covering」除了指「遮蔽」,亦帶具選揀性的「採訪」之意),在在將東方主義的批評延伸到他最關注的問題。如前所述,薩伊德認為磨滅一個外部的文化與民族特性,同時置入極端偏頗與失實的刻板印象,定性了該文化、民族的普遍性質。伊斯蘭世界本身包含眾多的人與思想,整個被西方簡單當作一個暴力、非理性的「伊斯蘭」,薩伊德認為這是極為荒謬的事。
破除人類思想限制的知識分子
1994年的《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本來是英國 BBC 邀請薩伊德主講的廣播講座,他視之為向學院外大眾闡述自己理念的難得機會,特別以平易近人的語言,講述自己已思考逾二十年的知識分子問題。
薩伊德本人被公認為少有能集學院與公共知識分子於一身的人,但他自己不簡單以言說對象與研究題目、所用語言的專門程度來為知識分子分類。他寫道:「知識分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類思想及溝通的刻板印象和化約式的範疇。」這正是他就巴勒斯坦問題一直在做的。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除了廣博的知識之外,薩伊德指知識分子更需要各種修養:人道的精神、開闊的視野、批判的態度、獨立的立場、說服的藝術與長遠的耐心。同時,知識分子不應該單是某些方面的專家,更要時刻對體制抱懷疑態度,他指:「我一向覺得知識分子扮演的應該是質疑,而不是顧問的角色,對於權威與傳統應該存疑,甚至以懷疑的眼光看待。」
薩伊德終生都熱情地捍衛自己的母國巴勒斯坦,但以巴勒斯坦為本位的民族主義與身分政治,對於薩伊德來說只是一種過渡。他要求的是一種更普世的人道主義,能讓人類獲得自由的一種更廣義的政治介入。
由此,「巴勒斯坦人」薩伊德的離世,亦是一位全人類的知識分子的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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