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代：還鄉，英國小說家中最偉大的悲劇大師

從多塞特（Dorset）鄉村籍籍無名的學徒，到成為整個維多利亞時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沒有顯赫的家族背景，卻憑文學創作一舉成為殿堂級的人物——這就是湯瑪士・哈代（Thomas Hardy）的一生。哈代的創作襲承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以來的批判寫實傳統，在《德伯家的黛絲》、《還鄉》、《無名的裘德》等一系列作品中蘊涵了對整個維多利亞時代社會發展的文學呈現。他被吳爾夫（Virginia Woolf）稱為「英國小說家中最偉大的悲劇大師」，也被韋伯（Carl J. Weber）譽為「英國小說中的莎士比亞」。

從建築師到文學家

哈代的一生並未有太多戲劇性。1840年的今天，哈代出生於英國多塞特郡，其父親是一名石匠並負責一些建築工程，母親重視對哈代的教育，鼓勵他閱讀古典文學作品。起初，哈代並未以文學創作為職業，1856年，他離開學校，給一名建築師當學徒，並於1862年前往倫敦學習建築。儘管哈代日後沒有以建築師聞名，但他曾在著名建築師洛姆菲爾德（Sir Arthur Blomfield）手下做過助理建築師，並在建築論文比賽中兩度獲獎。

在倫敦學習建築的同時，哈代也在大學修讀文學、哲學等課程。英國學者貝里（Peter Barry）認為，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的思想為哈代的想法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思想基礎，成為其小說悲劇意識的來源之一。哈代最初的創作由詩歌開始，晚年亦由小說轉回詩歌創作，因此，我們熟悉的小說家哈代亦被奉為英國詩歌的主流。哈代一生創作長篇小說十四部，短篇小說集四部，詩集八部及史詩劇《列王》（The Dynasts）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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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倫敦返鄉的哈代度過了平穩的一生，但因其嚴謹的生活作風、不喜拋頭露面、不喜接受訪問等習慣反而激起了大眾的興趣。1928年，哈代去世的消息引起了整個英國乃至世界的關注，他的遺體被葬於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的詩人角，而心臟則單獨取出葬於故鄉。曾有傳言說，身為「貓奴」的哈代其心臟取出後便被一隻貓吃了，故葬於故鄉棺盒中的很有可能就是那隻貓。

性格與環境的悲劇

哈代將自己的小說分為三類：「傳奇和幻想作品」、「機巧和實驗小說」及「性格與環境小說」，而他最重要、最廣為關注的作品——《遠離塵囂》（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還鄉》（The Return of the Native）、《卡斯特橋市長》（Mayor of Casterbridge）、《德伯家的黛絲》（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無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等——皆屬最後一類；其中，故事背景設置在西南部農村（古威塞克斯地區）的作品，也被稱為「威塞克斯（Wessex）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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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代本人並未對「性格與環境小說」作明確定義，但透過他的作品可以看出，這類小說強調了環境對人物的影響，認為個人的生活與行為深受環境左右，無論怎樣費盡心力，個人都無法擺脫環境的枷鎖。1872年發表的長篇小說《綠蔭下》（Under the Greenwood Tree），揭開了其「性格與環境小說」的序幕，而《德伯家的黛絲》大概是最為讀者所熟知的一部了。

此類小說也突顯著哈代的悲劇美學。一方面，他發揚了古希臘命運悲劇的傳統。在小說《還鄉》中，主人公游苔莎（Eustacia）不滿於自己生活的埃頓荒原，一心想去大都市巴黎，但她越是反抗越是不得，企圖借丈夫無望後她選擇與情人私奔，卻雙雙落水而死，終不如願。哈代認為，掌控游苔莎命運的既不是人，也不是神，而是神秘莫測的命運的力量。這與古希臘悲劇的命運觀頗為相似，在一連串的巧合中顯示了個人意志與命運間悲劇性的衝突，具有強烈的宿命論意味。

另一方面，哈代所描寫的是資本主義侵入農村後的社會悲劇，有其時代特點。威塞克斯宗法社會因資本入侵而毀滅，此時便不僅是人與命運，更是兩個社會、兩種階級間的衝突，是社會、歷史的悲劇，展現了寫實主義的面向。哈代曾指出，不合理的社會現實才是造成黛絲與裘德悲劇的真正原因。黛絲原是愛與美的化身，體現著威塞克斯純淨、質樸環境下的一切美好品質，她敢於自我犧牲，勇於反抗並對生活抱有美好的願望，希望通過勞動解決家庭困難。但被亞雷（Alec）誘姦後，受害者黛絲卻成為資產階級道德下傷風敗俗的典型、「罪惡的化身」，得不到愛人的原諒，最終她殺死亞雷，自己也被處以絞刑。而懷揣才華的裘德，渴望知識，希望通過教育掌握自己的命運，但資本主義教育制度還是將他拒之門外，扼殺了他執著追求的美夢。可見，哈代筆下動人心魄的悲劇情節不僅是個人命運的悲劇，更是人類本性中的進步趨向與特定背景下邪惡的社會現實間的衝突；他既繼承了古希臘悲劇傳統，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悲劇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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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中的視覺藝術

哈代還擅於以文字創造富於動態和衝擊力的視覺藝術效果，並形成一套隱喻體系，以精心安排的視覺效果隱喻人物關係，暗示人物命運。

首先，特定視點的「假想的觀察者」可謂哈代小說視覺藝術的基礎。這具有特定視點的、假想的觀察者有時是故事之內的某個人物，有時則置於故事之外。儘管視點與視界都有限，但對於塑造人物形象的塑造、推進故事發展、烘托小說主題等卻起著重要作用。這在小說《還鄉》的開篇便有所展現：

「一個老頭順著大道走來，他滿頭的白髮，好像一座雪山，兩個肩膀佝僂著，全身都顯出衰老的樣子⋯⋯老頭時時抬頭，把前面他要穿行的曠野使勁兒打量一下。打量了半天，他看出來，有一個黑點，在他前面遠遠蠕動；再仔細一看，那個黑點仿佛是一輛車，也朝他所要去的方向前進。」——《還鄉》（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在這一描寫呈現了視點由畫面之外移至畫面之中，並鎖定在人物身上的過程。

其次，印象式的呈現方式。哈代認為：「小說表現的是印象，而不是論證。」他曾以觀察地毯為例，論述印象在小說中的重要性：

「比如說，在觀察一張地毯時，視線跟著一種色調，地毯就呈現出一種花型。如果視線跟著另一種色調，另一種花型就呈現出來。因此在生活中，在種種一般事務中，觀察者只應觀察那些他在個人嗜好的驅使下觀察到的格局，他所需要描寫的也只有這些。」

此外，視點的位置、視角的移動、人與人／物位置關係的精心安排，都是哈代小說中令人難忘的視覺效果。難怪英國文學批評家大衛・洛奇（David Lodge）認為：哈代在小說中的表現手法，可以用電影術語加以形容和分析，例如：長鏡頭、特寫、廣角鏡頭、超遠鏡頭等，皆適用其中。的確，哈代就如同一位電影導演，精心組合鏡頭，選取畫面、角度、運動方向的同時，也賦予了小說深刻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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