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基雅維利：政治的重點是「實際上做什麼」，而非「應該做什麼」
十五世紀是佛羅倫斯的黃金時期。那裡商人熙熙攘攘，商隊絡繹不絕，使得佛羅倫斯成為富甲一方的傳奇城市。美迪奇（Medici）家族是當時成功和出名的名門望族。該家族從事銀行業起家，慢慢積累起巨大的資本，甚至一度成為了羅馬教皇的債權人。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亦助長了該家族的政治野心，因此他們的下一步棋，便打算謀取教皇之位及城市的統治權。不過該家族除了惦記政治博奕外，還是記得發財後要立品的道理，所以他們對於人文學科和藝術創作的支持素來不遺餘力，所以在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是一個天才湧現的地方，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拉斐爾和阿伯提的名字幾乎無人不曉。
在這個城市裡還住著一個人，他以政治現實主義聞名於後世，寫了一部僅一百六十多頁，名為《君主論》（The Prince）的薄薄小書，就足以引來了近半個千年紀以來的熱情追捧或瘋狂謾罵：耶穌會的修士們視他為「魔鬼的罪惡同伙」；英國歷史學家、輝格黨的政治家麥考利勛爵在1827年表示「在文學史上，我們懷疑是否還能找到哪個名字，能像他這樣廣泛地招人厭惡。」；羅素說他的《君主論》是「為暴徒寫的手冊」；意大利的獨裁者墨索里尼倒是對《君主論》讚不絕口，甚至為再版的《君主論》寫了一段序言；英國的《衛報》曾經評價過《君主論》，稱這是一本「博取政治利益的終極手冊」。此人到底何方神聖？讓我們先來看看這個人的名字的形容詞形式「Machiavellian」，現今這個字經常被用來形容一些人，特別是政治家們，在政治上很狡猾，不惜代價去攫取政治利益；當然這字還可以用來形容一般人，特是那些人在我們看來是機會主義者、只會投機、絲毫沒有道德感的人。
現代政治哲學之父
這個長久以來引起人們愛恨交纏的人，便是人稱「現代政治哲學之父」和現代宗教批判的奠基人馬基雅維利。1469年，尼科洛・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出生在佛羅倫斯的一個中產家庭，其父親是當時一位很有文化的人文主義者，從事律師工作。馬基雅維利在青年時便在佛羅倫斯大學接受當時最好的人文主義教育，當時的人文主義者大致沿襲了中世紀時期的教育課程，主要學習邏輯學、修辭學和語法，加上算術、天文、音樂和幾何學。在馬基雅維利生活的那個年代，與鄰近的現代統一民族國家如法國與西班牙相比，意大利仍處於四分五裂的的局面，周圍的強權如法國、神聖羅馬帝國、教皇國，甚至意大利諸小邦的統治者皆樂於見到意大利分裂，生怕一個統一而強大的意大利崛起。佛羅倫斯是意大利諸邦之一，當時尚有威尼斯、熱那亞、教皇國和那不勒斯等小邦，這些小邦仍不時陷入兄弟鬩牆，一些小邦有時甚至引周圍的國家入侵意大利，為自己的政治利益圖謀。
馬基雅維利生活的佛羅倫斯，也陷入了支持羅馬教皇的教皇黨，與支持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皇帝黨之間的鬥爭，而馬基雅維利也在自己的著作《佛羅倫斯史》對這場內鬥做了精彩的戰地報告。1469年，倫羅倫斯迎來了一位傑出的統治者，人稱「偉大的羅倫佐」的羅倫佐・德・美迪奇，他對城市發展的貢獻良多，使佛羅倫斯出現了繁榮時期。不過，好日子的光景不長，法國國王查理八世率領剛完成了統一的法國躍躍欲試，舉兵進入意大利，企圖獲得那不勒斯的統治權。不過此時佛羅倫斯的統治者是「偉大的羅倫佐」的繼承者皮耶羅二世，此人被稱為「不幸者」，這個稱號大致可以使人理解到他的政治生涯究竟是怎樣的了：在法國軍隊進入意大利時，此人不幸押錯注，選擇站在那不勒斯那方，結果惹得法國軍隊於1494年入侵佛羅倫斯，憤怒的公民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不幸者」，起來驅逐了皮耶羅二世，並建立了佛羅倫斯共和國。
新建立的共和國由1494年持續到1512年，它的實際的統治者是一位聖多明會的修士薩佛納羅拉。此人很聰明地利用了民眾的不滿和對於未來的恐懼心理來進行神權統治。不過很快，在1498年5月，這位修士在反對派的策劃和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的迫害下，被絞殺和焚屍。馬基雅維利在後來的《君主論》中寫道：一個統治者建立了新秩序，但如果沒有軍事力量作為後盾，最後仍免不了滅亡，而且馬基雅維利感受到利用人們的恐懼來統治的可能性。1498年，馬基雅維利被任命為共和國的第二秘書廳秘書長，隨後又被任命為「自由與和平十人委員會」，在執政團的領導下負責外交和軍政事務，一直至到1512年共和國滅亡為止。這十四年的政治生涯當中，他除了處理日常軍政事務外，還到訪外國和意大利諸邦，並向十人委員撰寫賽後報告。
1499年，亞歷山大六世與情婦的兒子切薩雷・波吉亞，在自己的教皇父親支持下，開始征服一些意大利小邦。此人的陰謀詭計、攻城略地、暗殺敵人等手段讓馬基雅維利大開眼界，尤其是波吉亞以自己的國民軍取代了當時惡名昭彰、無情無義和見錢開眼的僱傭軍。啟發了馬基雅維利後來認定了僱傭軍是導致意大利陷入災難的根源，並決志要建立屬於自己城市的國民軍。稍後，馬基雅維利建立了本國的國民軍，並以曾為波吉亞效力的人訓練軍隊，最終成功征服了比薩。波吉亞此番強人政治家的形象啟發了馬基雅維利，使他認為波吉亞正是政治家的典範形象。
《君主論》的出現
1511年，在馬基雅維利前往比薩時，教皇國與西班牙國王結盟，進攻佛羅倫斯，弱小的佛羅倫斯又怎能頂得住強大的西班牙軍隊？年輕的共和國就此宣告終結。美迪奇家族在教皇和西班牙的支持下，重新恢復了統治。舊政權恢復後，馬基雅維利喪失了所有職務，更被投進監獄。在監獄中，馬基雅維利飽受了「吊刑」的折磨，這種玩意是把受刑者的手反綁在背後，用繩子吊起了，先後多次突然鬆開墮地。之後馬基雅維利交出了一大筆的贖金，變得一無所有，便在鄉間隱居起來。馬基雅維利曾經哀嘆：「我不如死了好些，我的家庭如果沒有我會較好些，因為我只是家庭的一項負擔。」，不過他仍然頑強地生存下來了。就在這個艱難時期，一部對於世界影響深遠的政治哲學著作《君主論》橫空出世，這部著作是馬基雅維利在共和國時期在政治、外交、軍事實踐中的經驗累積和思考總結，馬基雅維利希望這部書能夠打動統治者美迪奇家族，使自己能夠被重新起用。
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第一次非常明確地把政治和道德區分開來，認為重要的是人「實際上做什麼」，而不是人「應該做什麼」。他認為主宰人的行動和原則不是正義、虔敬等傳統道德，而是人們追求權力的自然本性，或者說是人追求生存、安全和榮譽的欲望的必然性。這個思想為馬基雅維利帶來了不少追隨者，例如法蘭西斯・培根、霍布斯和斯賓諾莎。他們察覺這本薄薄的《君主論》，真切地描繪了人類的本性及其所居住的世界的本來面目，而絲毫沒有滲入任何多餘的廢話。斯賓諾莎在《政治論》中對這位他稱之為「敏銳的觀察者」和「明智的政治家」的讚美之辭洋溢於字裡行間。霍布斯在《論公民》和《利維坦》也表達了跟馬基雅維利類似的看法：他倆不只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也否定了傳統道德哲學賦予人們「至善」的「應然」道德目的之追求。在霍布斯眼中，人生無非如馬基雅維利所言是一個永無休止地追求權力或力量的過程。斯賓諾莎也認為人的「應然」作為通通來自「實然」作為。
教皇國的力量來自何處？
事實上，除了《君主論》外，馬基雅維利還寫下《佛羅倫斯史》和《論李維〈羅馬史〉》兩部傳世之作。在《佛羅倫斯史》中，他把基督教會，特別是羅馬天主教會視作導致整個意大利處於政治分裂、無序、混亂的頭號首惡。每當意大利的統一初現曙光時，教皇國便會無恥地引入外敵，摧毀一切努力統一意大利的力量。但一旦有外敵入侵意大利時，教皇國馬上以意大利愛國者自居，號召意大利的人民趕走入侵者。除此之外，教皇國還不時挑釁意大利諸邦之間的關係，干涉小邦的內政，引發一連串不可收拾的內戰。馬基雅維利在《論李維》中更表示，教皇國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總是讓意大利保持四分五裂的局面，如果地方不能像西班牙和法國那樣，由一個共和國或一個君主來統治，幸福便無從談起。在馬基雅維利的描繪下，教皇國顯得非常滑稽，教皇國曾經借查理曼大帝趕走了格隆巴德，後者幾乎已經是整個意大利的統治者，現在它先是靠法國的幫助抵消威尼斯的勢力，後又借助瑞士趕跑了法國人。教會勢力不足以統一意大利，卻又不願意別人征服它。
教皇國的力量來自何處？馬基雅維利認為答案可以在人性當中找到。在馬基雅維利的眼中，任何宗教都是起源於人性本身的必然性，也就是說人本性是追求生存、安全和榮譽的慾望。尤其以生存和安全對於大多數人而言至關重要。基督教能夠控制人們的思想和靈魂，原因在於它利用了人的恐懼心理。在很多人心中，沒有什麼比「永恆的懲罰」更使人感到可怕。但教士們和宗教領袖又如何呢？馬基雅維利給出一個非常有趣的答案，他認為他們反而不懼怕這種他們看不到、也不相信的懲罰，然而，他們卻成功使人民相信，似乎教士們和宗教領袖對於這種人性的必然性有「免疫」能力。
作為一個政治家，馬基雅維利的思考都是由政治角度出發，他認為世俗的統治者固然要提防基督教對於世俗政治的野心，但也必須借鑒基督教的統治藝術和控制手段。統治者自己可以、亦不應該真的相信任何宗教，但要裝出自己信仰的樣子，使人民覺得統治者是一個很虔敬的人。如此一來，他才能夠把政治權力緊緊地抓住手中。宗教是進行統治的工具而已，而絕不可以讓宗教掌握政權。馬克思曾經評價道，馬基雅維利和其他近代思想家們在國家觀上已經擺脫了神學的束縛，他們「已經用人的眼光來觀察國家了，他們都是從理性和經驗，而不是從神學中引出國家的自然規律」。
參考資料：
《君主論》，［意］尼科洛．馬基雅維里 著，潘漢典 譯
《佛羅倫薩史》，［意］尼科洛．馬基雅維里 著， 李活 譯
《論李維羅馬史》，［意］尼科洛．馬基雅維里 著，呂健忠 譯
《馬基雅維利》，帕特里克．克里 著，奧斯卡．扎拉特 圖，劉凌旗 譯，李響 校
《斯賓諾莎的理性啟蒙》，吳增定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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