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夫：十八世紀無人不知的日耳曼人哲學之師
去了一趟哈勒（Halle an der Saale），一座位於德國東部的城市，歷史非常悠久，雖然於現代已經不受注意，但在德國思想史中有無比的重要性。在那裡我拜訪了一個曾經知名、現在卻鮮少為人提起的哲學家之故居：克里斯提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
我第一次聽到沃爾夫這個名字，是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同時批判了「那個知名的沃爾夫」（den berühmten Wolff）的獨斷論與休謨的懷疑論——康德的用語明示了，即使今天哲學界幾乎不再提起沃爾夫，但在十八世紀時這是個無人不知的名字。雖然康德批判了沃爾夫，但在啟蒙傳統中，可以視沃爾夫為康德的前驅。如果說十八世紀時的德意志大地上有什麼啟蒙運動的重鎮，那一定是哈勒，其後才是科尼斯堡，其原因就在沃爾夫這個於十八世紀上半葉幾乎以一人之力挑起啟蒙大旗的思想者。
塑造德文的哲學語言，日耳曼人之師
沃爾夫出生於1679年的布雷斯勞（Breslau），在耶拿、萊比錫讀數學與哲學，與當時普魯士的學術首席萊布尼茲交好，兩人不但對於理性主義的思想立場相近，也長年以通信維持友誼及觀念交流，沃爾夫故居即展示兩人的拉丁文通信稿。沃爾夫於1703年取得教授資格，並在萊比錫大學擔任講師，後來受萊布尼茲推薦，於1706年去了哈勒大學教數學與哲學。
在沃爾夫的身邊很快地聚集了一群學者、學生，甚至有哲學社團成立，專門討論他的思想。為什麼他的學說這麼吸引人？因為他在宗教力量強大的時刻，高舉了人類理性的價值。在這個意義上他是個極為現代的思想家，許多他的著作，都冠上這樣的標題：《對於⋯⋯的理性思考》（Vernünftige Gedancken von…），從「理性」的角度探討人類社會本質與共同生活等倫理議題。在沃爾夫故居裡，牆上就寫著幾乎讓人以為是晚他一代的康德才會說的話：「人類在本性上，對知識渴求（Und der Mensch von Natur zu wissen begierig ist）」、「自己思考！自己觀看！自己做主！自己判斷！（Selbst denken! Selbst sehen! Selbst herrschen! Selbst urteilen!）」
此外，他也一反當時學界以拉丁文寫作討論的風氣，大量以德語講課並著述，許多我們今日慣用的德文哲學術語，都是他發展出來的，例如意識（Bewusstsein）、意義（Bedeutung）、想像（Vorstellung）、注意（Aufmerksamkeit）等等。德國十九世紀的哲學家弗里茲・毛特納（Fritz Mautner）在《哲學辭典》（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的前言中，便讚美沃爾夫改寫了拉丁學術語言，找出了明確的德文概念，使德語區讀者能夠避免誤解哲學，認為沃爾夫不只影響了康德的語彙，也使哲學能夠「明義」（verdeutlichen）以及「德意志化」（verdeutschten）。毛特納寫道，無論從語言的美學或者愛國主義的角度，給予沃爾夫再高的評價都不為過，因而稱他為「日耳曼人之師」（Magister Germaniae）。
沃爾夫及其學派
這位日耳曼人之師，在哈勒大學開設的講課吸引許多學生，而他的著作傳遍德意志大地，維基百科便稱當時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的各大學都有信服沃爾夫學說的學者，這些「沃爾夫主義者」（Wolffianer）形成了德國第一個思想學派。
這個學派高舉理性價值、而非讓信仰來決定實踐哲學內涵，因而受到路德教派信徒的攻擊。當時沃爾夫捲入了與虔敬主義（Pietismus）的論戰，在學術史上被稱為「哈勒論爭」（Der „Hällische Streit“）。簡單地說，這是信仰與理性兩種不同立場的爭執，雖然沃爾夫是受洗的基督徒，而他在《自述》（Selbstschilderung）一書中這樣解釋自己的學術動機：他自幼起見到天主教與新教之間的仇恨，每個教派都堅持自己才是對的，他便自問，是否可能清楚闡述神學裡的真理，得出神學的明證，消除矛盾以平息紛爭。但是沃爾夫切開了道德與宗教啟示（Offenbahrung）的關係，也有意地引用中國儒家哲學，稱基督教文化並非發展實踐哲學、倫理價值的必要條件，使得虔誠主義者並不認為沃爾夫是要解決神學問題，而是在攻擊宗教，最後於1723年告上普魯士宮廷，稱沃爾夫堅持的「哲學的自由」（die Freyheit zu philosophieren）是無神論。
沃爾夫最終在這場「哈勒論爭」裡被政治手段擊敗，菲特烈一世認定他確具「對宗教之敵意」（Religionsfeindlichkeit），除去他的教職，令他48小時內立刻離開哈勒。後來1727年普魯士更頒布禁令，禁止沃爾夫的形而上學與道德學說著作在普魯士領土內出版發行，直到1735年普魯士才認為沃爾夫的學說不再危險，取消了此禁令。這是當時普魯士思想、講學、著述自由受限的明證。
離開哈勒大學後，沃爾夫去了馬堡大學，接下了該校第一個哲學教職，從1723年到1740年為止在馬堡教授哲學及數學。當時他雖被趕出了普魯士的國土，但因為其在早期啟蒙思想的地位，被倫敦、聖彼得堡、巴黎等地科學院任命為院士，馬堡的學術地位也被沃爾夫推動了一大步。1740年，立場相對開明的菲特烈二世取消了沃爾夫的驅逐令，召他回到哈勒大學，1741年起就任哈勒大學校長——這個曾經驅逐他的地方，最後卻受他領導。學術的價值最終通過了信仰與政治的考驗，而哈勒大學也成為當時極強調理性與自由思想的學術殿堂，沃爾夫故居裡記錄的十八世紀下半葉哈勒大學學生會的一句話，可以讀到當時的時代精神：「步入受鍾愛的講堂吧，那美好的繆斯神殿（Tritt auf geliebtes Hall, du schöner Musentempel）」。
沃爾夫與康德
1754年沃爾夫在哈勒逝世，那一年康德正滿三十歲，結束了貴族家庭教師的工作進入哥尼斯堡大學讀書，隔年提交教授資格論文、成為哥尼斯堡大學的哲學講師。他在批判哲學中力圖破除沃爾夫的形而上學獨斷論立場，可是我們也可以這麼想像：1754年，剛剛踏入學界的年輕康德，從沃爾夫那裡把啟蒙的火把接了過來。一個巧合的例子正可以說明：十八世紀末康德寫了《學科之爭》（Der Streit der Fakultäten），闡述哲學的地位，也論及學術與政治的關係，他不只與沃爾夫一樣強調哲學的自由，還肯定了法國大革命，因而向柏林申請印行許可無法通過審查，最後於1798年向哈勒大學申請獲得通過。沃爾夫的大學，最終成為了康德的繆斯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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