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早已成為「後人類」，為何依然如此懼怕它？【技術人文】
作者｜孫凝翔
近來，「基因編輯嬰兒」事件給我們造成了巨大衝擊，讓「後人類」議題再次進入公眾視野。再往前，「AlphaGo 戰勝人類」刷屏時，「人工智慧」也曾引起巨大關注。在普及了最新技術進展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種被知識界概括為「後人類」的恐慌。
我們不缺乏對於「後人類」的種種想像，從《銀翼殺手》（Blade Runner）到《異形》（Alien），從《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到《攻殼機動隊》（Ghost in the Shell），科幻電影已為我們塑造了無數的「後人類」或「仿製人」形象。甚至，在我們當下的生活中，植入人工輔助設施、使用家務機器人已經成為現實；而手機也成為我們離不開的「延伸器官」──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已經是「後人類」。但每每談及這個問題，我們感受到的仍然是恐懼與迷惑：我們在擔憂「後人類」時代時，擔憂的到底是甚麼？
「後人類」問題的體現多種多樣，有基因編輯和人工智慧對「人」的界限的模糊、工作層面機器或賽博人對人的替代、腦機介面與虛擬實境對現實的衝擊、諸種技術聯合作用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複現⋯⋯然而無論是何種意義、語境下的後人類惶恐，核心都是對當下的「人」的境況的關注。令我們恐懼的，或許正是充滿未知的當下。
每個現代人，都是「城堡中的K」
我們不喜歡這樣。」「怎麼會喜歡呢，」K說，「你們當然不會喜歡這樣，可是只能這樣做。
無論是何種意義、何種語境下的後人類惶恐，其核心都是對當下的「人」的境況的關注。而這又進一步涉及兩個問題：其一是我們如何定義當下的「人」；其二則是已來或即將到來的世界將如何改變這種「人」的境況。在處理這些問題時，不同知識背景的人會找到不同的理論依託，尤其是科學與人文兩種體系培養出的知識份子，往往難以達成共識，更不要說與公眾意見達成一致。
不過在意見的分裂之下，菲利普・狄克（Philip K. Dick）、押井守、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異形》、《2001太空漫遊》等科幻作者及其作品卻屢屢被提起，尤其是狄克及其小說改編的諸多影視作品：《銀翼殺手》（Blade Runner）、《全面回憶》（Total Recall）、《未來報告》（Minority Report）與《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近乎成為了後人類問題中繞不開的座標，也是諸方意見的「最大公約數」。
「後人類」是科幻小說與電影的重要主題：
當人們在談論狄克及其啟示時，有兩段話往往位居卷首：一段是《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下稱《仿生人》）一書扉頁上葉慈（W. B. Yeats）的詩：「而我仍夢到他踏著草地，在露水中飄飄蕩蕩行走，讓我的歡歌輕易刺透。」另一段則是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版本的《銀翼殺手》中添加的臺詞：「所有這些瞬間都將隨時間逝去。一如眼淚，消失在雨中。」
如同兩段引文所呈現的，如果說《仿生人》一書的基調是對往昔的懷念及與其相伴的孤獨，那麼在《銀翼殺手》中，懷舊的淚水卻只能為綿延的雨所洗刷，孤獨的身體將走入墳墓，最後留下一片嶄新的大地。可以說，兩部作品雖然呈現角度不同，但都保有著同樣的懷舊、戀鄉與孤獨感，而這種感受絕非狄克僅有，而是彌漫在狄克之後的整個西方科幻世界中，使這一陰冷朦朧的世界與早期科幻作家們所構築的各類烏托邦（《烏有鄉消息》（News from Nowhere））、反烏托邦（《1984》、《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奇幻冒險（《地心探險記》（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區分開來。
事實上，儘管《仿生人》、《神經漫遊者》（Neuromancer）這樣的賽博朋克（cyberpunk）作品往往被放置在反烏托邦（dystopia）作品的譜系中進行考察，被認為是《1984》這樣作品的一種延展。然而，倘若拋開「科技」、「極權社會」等設定，整個二十世紀後期的科幻作品在行文風格與內在主題上，都與這一譜系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其內部也存在著極強的分化。頗為吊詭的是，在數十年後再看，最有力地指出後人類境況的並不是克拉克式（Arthur C. Clarke，《2001太空漫遊》編劇之一）的充滿了各類科學設定的硬科幻，也不是阿西莫夫（Isaac Asimov，《I, Robot》作者、「機械人三法」奠基者）筆下橫跨各個星域的宏大歷史，而是狄克與吉布森的作品之中，那些斷片式地聚焦於那些抽象社會中最為具體的人，看他們如何面對世界的擠壓與塑造，是逐漸變形，還是與之相對抗。
這似乎正暗示著，「後人類」問題並非簡單的技術達爾文主義對人性的侵蝕問題，而更關乎人類與外部世界、人與物、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變遷。在此意義上，《銀翼殺手》中連綿的雨水與《2001太空漫遊》中漆黑的石碑，都成為了外部世界在人類眼中的符號投射。人們所感受到的不僅僅是被仿生人、AI 所替代的恐懼，更是自己所生活的整個現代世界日益變得冰冷、堅硬。於是，「後人類」問題的實質，便遠遠超出了生理學或技術意義上對「人類」的替代，而更多體現為馬克思與盧卡奇（György Lukács）所說，人類在現代社會中的逐漸「異化」──就此而言，無論是基因編輯還是人工智慧，甚或是電影中張牙舞爪的「異形」，都不過是「異化」的一種物質體現，而絕非整個問題的關鍵所在。
不妨這麼說，整個賽博朋克傳統，乃至整個後人類問題域的核心，便是對逐漸冰冷、抽象的現代世界之恐懼與反抗。如同狄克在短篇小說集《金人》（The Golden Man）的前言中所說：「我想寫那些我愛的人，並將他們放入我頭腦裡想像出來的世界中，而不是放到我們實際生活的世界，因為我所存在的這個世界遠未達到我的標準。那麼，我應當降低我的標準，我應當跟大家合拍，我應當順從現實。不，我從未順從過現實。這就是科幻做的事。」
每個現代人都經歷著《城堡》中 K 的命運，「不喜歡」現存的世界，「可是只能這樣做」。於是每當我們談起「後人類」時，我們所說的絕非未來，而恰恰是過去，是一種懷念，是一齣悲劇，是一個無法返回的溫柔世界，是一片可以踩踏的青綠草地，是那些愛與被愛的可能。對於我們來說，未來正是過去的倒影，那個過往的世界中不僅存在著「真實的綿羊」，還存在著已經逐漸逝去的人性之光。歸根結底，我們恐懼的並不是那些技術本身，而是失去一個替代性的世界的可能。
後人類的守門人，我們需要跨領域溝通
後人類到底意味著甚麼？要爭論這個問題，最好的時機可能就是現在。不要等到它所體現的思想列車穩穩地停下來之後，再用炸藥來改變它們。
在梳理了「後人類」問題的脈絡後，一個問題浮現在我們面前：倘若早期的賽博朋克作品與後人類的相關討論具有如此豐富的內涵，那麼今日的後人類問題場域何以逐漸收縮到基因編輯、人工智慧等為數不多的幾個技術領域？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相關作品史與學科史的建構，將對應的作品與學術討論劃入了專門的範疇（如科幻文學、技術哲學）中，從而強化了其技術面向，掩藏了其中對整個現代抽象社會狀況的反映。不過或許更為重要的，是早期科幻作品與學術討論（尤其是控制論（cybernetics））對後續研究的影響。恰如凱瑟琳．海爾斯在《後人類時代：虛擬身體的多重想像和建構》一書中所揭示的：早期的各種討論，尤其是狄克、吉布森等人的科幻作品，不僅想像了「後人類」的狀況，更是直接框定了「後人類」的問題場域。不妨這麼說，如果沒有《異形》與《仿生人》，沒有《神經漫遊者》與《攻殼機動隊》，那麼在「人類」之後將只剩下一片彌賽亞般的虛空，除了抽象概念外，我們無法想像一種真實的、名為「後人類」的存在。不僅如此，倘若失去了技術之外的歷史與文化語境，在概念叢中不斷演進、並且直接在物質上形塑了「後人類」的諸多技術思潮也未必如期而至，「後人類」本身便就此消散在風中了。
然而塑造了「後人類」問題的諸多歷史脈絡卻也成為了籠罩著問題本身的陰影。如前所述，今日的「後人類」問題更多關注著狹義的技術與人的關係，尤其在基因編輯、人工智慧、賽博身體、資料監控等等方面大展拳腳，彷彿這些問題乃是「後人類」問題的根本所在，人類的確面臨著數千年來的大變局。不過倘若深入到科學或是技術領域中，我們很容易發現，在人文、社會科學學者那裡常見的諸多判斷並不成立：今日的技術雖然突飛猛進，但遠比不上工業時代與二十世紀之初；今日的創新雖然無所不在，卻也都是攀附商業的微小創新，真正改變人類的創造卻尚未出現；今日的電腦領域雖然蓬勃發展，但最基礎的數學、物理等學科卻已遇到了瓶頸，數十年來都並未出現突破性進展。至於科幻作品中常見的「超級 AI」、「超級人類」等設定，如果是在技術意義上，恐怕離我們還有相當一段距離。
這絕非悲觀的論調，無論是出版於千禧年開首的《未來50年》（The Next Fifty Years），還是近來《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對近百位物理學研究者的調查，都同樣證明了這一點：所謂近年來科技的突飛猛進，其實只是技術的進步，並未涉及科學的關鍵性進展，而愈是遠離基礎科學與技術生產的人群，愈容易接受在商業與媒體的運作之下被誇大了的技術進步。恰如安德魯・阿伯特（Andrew Abbott）在「知識的未來」（The Future of Knowing）演講中所說：「我們所擁有的關於人類的資訊，顯著地超過了任何關於存在著的非人類系統的資訊。」當代不斷膨脹的「知識」，不再以外部世界為中心，而更多是關於人類自身。由此所謂的「革命性變化」，也不過就是一場由來已久的漸進轉型進程中的最新進展，這也正是近年來看似不斷加速的技術革新的實質。
然而大多數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卻將商業運作下的技術進步，與科幻作品中的未來圖景結合起來，在公共空間中營造出了一種狹隘的「後人類」惶恐，彷彿人工智慧與基因編輯明天就會不可逆轉地摧毀人類。這種錯覺一方面來源於查爾斯・珀西・斯諾（Charles Percy Snow）所說「兩種文化」的區隔（身兼科學家與作家的斯諾，在上世紀中葉觀察到人文科學知識份子與科技知識份子正日益分化，形成兩種不同的文化，他為此提出警告，並呼籲兩者的合作）；另一方面卻是因為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缺乏對科學、技術等專業領域的敬畏，並未試圖理解技術與科學的實際進展，反而忽視具體問題的肌理，急於將表面的狀況納入到其熟悉的問題場域（典型如倫理、藝術、社會分層與流動等）中進行分析，如是者得到的多半不是學術分析，而是天方夜譚。
誠然，在學科日益分化的當下，想要彌合科學與文化之間的界限或許日益困難，甚至可說是有些吃力不討好。但我們仍需要尋找、培養那些可靠的、能夠溝通不同領域的知識份子，因為只有這樣一群人才能夠真正承擔起「守門人」的職責，追蹤技術發展的進程，彌合不同領域的裂隙，守望整個人類的未來。在此意義上，那些急於對最新技術進展發表看法的學者，並沒有犯下根本性的錯誤，只不過少了些進取之心，一味模仿二十世紀科幻作家們通過「故事」與「預言」來達成警告的行徑。然而距離奧威爾（George Orwell）、赫胥黎（Aldous Huxley）與狄克等人的作品問世已有幾十年歷史，我想我們早該迎來更加紥實可靠、融合多個學科知識的後人類研究，而不是不斷重複那些前輩早已講過的故事。
不可遏制的客體，我們已經是後人類了？
「總有一天，」喬憤怒地說，「像我這樣的顧客會推翻你，推翻你們自動服務機的暴政。人的價值、憐憫和溫馨將回歸社會。」
如果要迎來一種更加紥實可靠的後人類研究，那麼我們首先應當脫離狹義的技術限制，還原「後人類」概念最初豐富的意涵。如前所述，「後人類」問題的核心是對現代世界中異化的人性的恐懼與反抗，這種異化總是來源於一種「非人」的「客體／物」，因此後人類問題又可以被理解為「對客體／物的恐懼」。以最容易理解的技術達爾文主義（如基因編輯、腦機介面（brain-computer interface）與優生學的結合）為例，基因編輯意味著將人改造成了「非人」，腦機介面則是在人中嵌入了「物」，而這兩種具體技術與優生學的結合，則進一步指向了「非人／物／客體」對人的替代或統治──整個邏輯並沒有脫出「人與物」、「主體與客體」二元對立的框架。
事實上，流行科幻作品中最集中的意象，便是滲透在日常生活中無法擺脫的「客體」，無論那些客體被表達為極權社會、義肢、人工智慧還是人造人，這些客體都必然導致了人與物、主體與客體之間界限的模糊，進而造成了對身為主體的「我」的壓抑。不妨認為，科幻作品正是通過寓言的方式，洞察了現代性的核心命題。這一命題在齊美爾（Georg Simmel）、胡塞爾與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論述之中都佔有一席之地，區別不過是狄克作品中的「客體」並未有一個穩定的表徵，而上述三人則集中地使用了客觀文化／主觀文化、科學／生活，或是確定／不確定等範疇，希望將概念對中的後者從前者的壓抑中解救出來。
然而「後人類」境況卻並非單純的壓抑，而是指向了一種拉圖爾式（Bruno Latour）主客體關係的糾結：人愈是希望與客體劃清界線，就愈是會與客體更加緊密地糾纏在一起，所有人為創造出來的客體──物品、制度、文化乃至人與人之間的組織、關係──最後都成為了窒息個體的關鍵所在。如果這麼說有些過分抽象的話，那麼用押井守那段知名的話來說，所謂的「現代性」問題便是：人類總不願承認「手機」是自我的一部分，可同時卻愈來愈離不開「手機」的過程。借用拉圖爾的判斷，我們或許可以說，我們不僅「從未現代過」，更是「從未成為人類」──從現代意義上的「自我」誕生一刻起，我們便沉浸在一種焦慮中，希望將自己與他人、與社會、與物品相區分開來。如果人類的定義是那個界限分明的主體，那我們早已是後人類了。
在拉圖爾的論集中，他探討了現代性、反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議題，並試圖在實踐中將人類與非人類這對範疇連結起來，打破自然與歷史，以及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之間的割裂。
以此為入口回到科幻作品，我們將發現，那些主人公們總是在尋找的、渴望的東西──無論是綿羊、歷史，還是靈魂、身份──其實質都是一種人與物之間、真與假之間、生與死之間的界限。界限意味著確定性，同時意味著意義存在與生成的可能。然而將一切希望寄託給界限的存在，主人公便會陷入卡夫卡式的困境：在迷宮之中發現一個獨立於自己之外的龐然大物，發現自己無法理解世界的存在，從而失去自我。就此而言，《銀翼殺手》成為科幻史上的經典絕非偶然，因為故事中瑞克・戴克（Rick Deckard）不斷地對自我的找尋和質疑乃至絕望，正是每個現代人都會經歷的過程。
與斯科特的改編不同，在《仿生人》小說一書的結尾處，狄克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更加溫柔的結局：當妻子伊蘭（Iran Deckard）給瑞克帶回的電子蟾蜍（可以）訂購電子蒼蠅時，狄克已部分地超越了卡夫卡的視野，曾經需要通過無限倒退來找尋的、人與仿生人之間的界限被擱置了。正是通過這個結尾，狄克向我們展示了一種可能：人們無須為了本來就無法明晰的界限而焦慮，如果我們早已成為人與物、主體與客體的混血兒，成為廣義上的「後人類」，那麼關鍵便不是倒轉時間的齒輪，而是在那些模糊的、斷片式的場景中，發現美與意義的存在。
可是何以發現美與意義呢？恰如馬克思從伊比鳩魯（Epicurus）處所學到的，在冰冷的一切彷彿都已註定的世界中，偏離即是自由，參差即是意義。於是，並非循規蹈矩的知識份子，而恰恰是科幻故事中的那些邊緣人、癮君子、失敗者，切實地成為了後人類圖景中的自由女神，召喚著早已逝去的時光，尋找著抽象社會中殘存的意義碎片。
不妨這麼說，在「後人類」問題中，最為重要的或許並不是那個長遠的未來，也並非利益權衡後對整個技術進程的控制，而是對當下切實存在的狀況之關注。這意味著，愈是在討論那些看似宏大的關乎人類命運的問題時，我們愈應將目光不斷下放，直到看到那些歷史地層中的雨露塵埃，那些世間萬物的參差多態，那些平凡人的喜怒哀樂，那些邊緣人的日常生活──流吧，他的眼淚，無論接受還是拒絕，這是時代留給我們的紀念品。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新京報書評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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