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跨越兩千年的「大辯論」| 周九泉

「格物」可能是中國哲學最大的一淌渾水，自古以來這兩個字的解釋都莫衷一是。不過，「格物」素來被視為儒學的核心，因而沒有「和稀泥」的空間。時至今日，「格物」仍是學術論文的熱門題目。

四書五經是儒家的「聖經」。《大學》是四書之一，當中列出了著名的「八條目」，順序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學是中國最早的「全人教育」，而其教學理念始終不離八條目，所以《大學》是儒學最精闢、圓滿的表述。儒家認為一個人只要逐步落實八條目，便可以超凡入聖。

關於各家各派對於「格物」的解讀，網上已有大量資料，我不必一一重覆。本文旨在把歷來一些主要見解歸納起來，使初入門的讀者能以最短的時間，鳥瞰這場持續了兩千多年的「大辯論」。我的歸納方式是「兩個問題，三種觀點」：

問題一：前後倒轉

現知最早為《大學》做注解的人，是東漢的鄭玄。鄭玄把「格」解作「來」，「物」解作「事」，「格物」即當來之事。他認為「格物致知」就是善人會招來善的事物，惡人會招來惡的事物。若然一個人真的做到「致知」，便會懂得如何「格物」。

鄭玄的解讀幾乎肯定是錯的，其問題在於先「致知」、後「格物」，次序倒轉了。在解讀的時候，務必注意先後次序，凡是不符合次序的解讀都不可取。

問題二：混為一談

宋儒程頤是這樣說的：「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可見程頤對「格物」和「致知」的解讀就是兩者沒有太大分別。

朱子的「即物窮理」可謂史上最著名的解讀，他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所謂「即物窮理」即透過具體事物去通達抽象的道理。朱子一生的修學態度便貫徹了這種觀點。他讀書非常用功，而且追求讀書的數量。他相信讀書就是道理，所讀的書愈多，知道的道理便愈多。假如朱子生於現代，他未必成為哲學家，但肯定是一位出色的學者。

雖然程、朱的解讀歷來被視作正統，但最明顯的問題在於他們始終無法說清楚「格物」和「致知」有何分別。其餘六條目都有獨立的內容，故不難推斷「格物」和「致知」也應該有其各自的內涵才是。

觀點一：唯物觀

隋唐時期，佛教在中國大行其道，鋒頭蓋過儒學。一些儒者為了「闢佛」而把自家的學說唯物化，藉此與佛家比較「玄虛」的般若學說區分開來。般若學說多談「空」和虛無，不合程、朱的口味。不難想像，當程、朱看到「物」這個字，便自然產生好感，於是採用了褒義的解讀，致使「格」得出「窮究」的意思。

佛家也有談及「致知」的道理。他們認為般若智慧是正確的認知，僧肇的《般若無知論》便這樣說：「夫有所知，則有所不知；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意思是說：世人一般的「知」都是有對象的，是一種相對而言的「知」，有大才有小，有美才有醜，所以這種「知」是有限制的；而般若智慧則是超越相對的，故說「無知」。心中沒有大便不知小，心中沒有美便不知醜。正是由於這種「無知」能夠超越相對，反而可以「一切知」，即準確地認識一切事物。

釋僧肇，俗姓張，京兆人。為鳩摩羅什門下著名弟子，著名的漢傳佛教理論思想家，將般若中觀思想中國化，為三論宗的先驅人物。

程、朱必須把「致知」與佛家的「一切知」分別開來，當中的關鍵就在於賦予「格物」唯物的解讀。

觀點二：唯心觀

《大學》其餘六條目都談及道德修養的功夫，故此「格物」也許都是道這方面的事情，何澤恆便指出：「然自孔孟以至《大學》本文，似未見有重在探求萬物之理的主張。尤如《大學》，自誠正修齊治平，皆主人事，亦未見有諸如萬物一本同寓其理之理論。」（何澤恆，〈大學格物別解〉，《漢學研究》，第18卷，第2期，2000年，頁1-34）

唯心觀的代表人物是陸九淵。他認為朱子的修學態度本末倒置，認為讀書之前必須弄清楚讀書的目的，而不是在書中尋找目的。比如說，古時候大多數讀書人都是為了考科舉而讀書（今天的香港又何嘗不是這樣？），陸九淵反對這種觀念，所以他不教人一開始便猛讀書，而是首先要確立正當的動機。（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59年初版，2002年，頁22）

儘管陸九淵一樣把「格」解作「窮究」，他卻把「物」解作「此心此理」。朱子向外求而「致知」，陸九淵則先向內求，然後才外求以「致知」。唯心觀的解讀有一個好處，就是「格物」和「致知」不會混為一談；壞處是把「物」解作「心」，這聽起來有點奇怪，而且與「誠意」、「正心」有重疊之嫌。

觀點三：修心觀

而與唯心觀不同，修心觀依舊把「物」解作外在的事物，但其獨到之處在於把「格」解作「防禦」或「格鬥」。「格物」就是對物慾有自制能力，然後才可以讀書以「致知」。宋代的司馬光、明代的許敬菴都持這種觀點。民國時期，印光法師便這樣解釋「格物」，在佛教內部可謂「一錘定音」，從此很多法師都如是解讀「格物」。

唯物觀把「物」作褒義解，修心觀則作貶義解，於是衍生出對「格」的不同解讀。由於這種觀點與佛教的教義相近，被佛教吸收可謂合情合理。但這種觀點難免遭到「正統」儒學的非議，以為太過虛無和消極。對此，許敬菴這樣回應：「儒者多抱此疑，所以局於俗學而不可破」，並指出聖賢正是心無雜念，才可以成就大事。（鍋島亞朱華，〈明儒許敬菴對《大學》的解釋〉，《經學研究集刊》，第五期，2008年11月，頁215-226）

以上「兩個問題，三種觀點」簡單概括了這場「大辯論」的要點。最後，我想提出我的看法。八條目可以這樣理解：「誠意正心」是君子，「修身齊家」是賢人，「治國平天下」是聖人。換言之，「誠意正心」是「合格」的最低要求了。如此看來，「格物致知」不過是初階的東西，是針對不能「誠意正心」的人而設的「預備班」。故此，「格物」可以解作一心鑽研學問（唯物觀），或解作純正的動機（唯心觀）或摒棄雜念（修心觀）。無論如何，目的不外乎要人培養專注力，減少拉拉雜雜的無謂事情。今天的兒童教育似乎疏忽了這一點。

如此便可以明白為什麼古人沒有為「格物」留下任何解釋了。也許，對先秦儒者來說，「格物」只是兒童餐，並非高深的理論，本來就沒有什麼好說的。會不會是後人捉錯用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