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公民參與】媒體素養教育 校園不是唯一擔責
信息時代下，網絡在青少年公民意識形成、社會議題參與中扮演著愈發重要的角色。專家指出，在面對信息海洋時，青少年分辨、解讀、處理信息的能力往往被低估，但這並不意味著不需要教育作為輔助。課室的教育為何必不可少？除課室之外的社會各界是否亦有責任呢？
網絡助長公民意識 課室仍然不可替代
社交媒體不僅是培養年輕人公民意識的重要平台，也是將公民意識轉化為實際參與的「催化劑」。蘇鑰機表示，正因為此，「媒體的重要性、影響力可能比正規教育、家庭影響和宗教都來得重要，現在的趨勢更是如此。」張往也指出，便捷的網絡令學生體驗更多元的公民參與，「不是說只有投票和上街（遊行），其實他們通過網絡做了很多，但可能很少被大家看到、知道。」他還認為產生「意識」是投入「行動」的基礎，而「行動」有着不同的層次。
網絡對公民參與的影響顯著，並不意味學校教育不再重要。在信息過量、碎片化的資訊時代，資訊之多令人應接不暇，很難進行深入思考和分析，大多數只是「左耳進，右耳出」，最終成為「過眼雲煙」，而學校教育理應培養學生建立完整的知識體系和批判思維，在面對海量信息時就能夠把不同學科知識和分析方法串連起來。
張往表示，這與通識科的核心教學目標息息相關，要令學生建立正面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使他們成為對社會、國家、世界有認識和負責任的公民，並懂得與持不同意見者互相尊重、理性討論。他上課時，都會有意識地訓練學生反駁對方的意見，「通常會讓他們（學生）想到三個方面，第一就是支持自己的觀點，第二是如何支持這個觀點，第三點就是要做一個反駁。有點像是辯論，目的是讓學生要想到對方觀點（的合理性），而不是一面倒地支持或反對。」
「在課上，大家都是對着黑板圍着電腦，其實很難有活動的，就需要給學生機會走出課室。比如你想要他們去關心社會，那麼起碼要了解自己身處的社區。如果連這個都沒有基本的了解，他們很難有社會意識的。」張往舉例指，有的通識老師會在區議會選舉時安排訪問（區議員）參選人的功課，讓學生了解他們平時做些什麼，政綱是什麼；有的學校會安排學生參觀立法會、到法院聽審。當學生親自接觸不同持份者，或是置身於真實審理案件的法庭，從中所得到的投入感、參與感和體驗感，都是課室裏無法提供的，也更易激發學生對社會的關心。
而現在，「走出課室」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着網絡。張往認為，學生們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一則貼文，就代表他們可能已經在和朋友們討論這件事了，「近來一些中學生也會獨立地開一些page（主頁），介紹是哪一間學校的，組織關注什麼社會議題，有在校生，也有畢業了的校友加入。大家follow（追縱）後就會定期發一些訊息，比如說製作Google form（表格），收集大家的意見和投稿，就像一個網絡民主牆。收集信息的管理員也都是這些學生，整理後再讓大家討論。這些都是不同方式的參與和對社會的關注，不一定走上街頭才算是參與。」只是，在「成績至上」的今天，課堂給學生去實踐的機會不一定足夠，而在通識教育課的內容已飽和的情況下，關於媒體訊息處理的內容並不會佔有很大篇幅。
另外，網絡催生新的參與渠道，也帶來新型師生關係—這要求學校和教師「因時施教」，結合網絡發展情況展開教學。張往會和學生互相追蹤對方的社交媒體帳戶，這樣易於觀察學生們遇到的問題和看法的變化，「就算是畢了業的學生，我也會接觸他們，他們會『follow』我，看我『po』（發布）的內容，其實也算是持續的公民教育了。」
媒介素養教育 需各界聯動
網絡對青少年參與社會議題的影響力不斷增長，其本身已成為公民教育中重要一環，但仍需要教育與之相互配合。然而，馮應謙指出，當代教育界的理念和實際做法存在偏差，源於媒介素養教育並未受到應有重視：「這些年，大學都被說是培養一些實際的能力，多是去做一些科技啊、人工智能啊這樣領域的培養，但實際上大學本來培養的就是有思想，有思考能力的人，培養價值觀和思維模式。」而現在的情況似乎和這個理念並不相符，他表示大學的排名問題是其中一個因素，在爭取學術排名時自然會對人文精神有所鬆懈；另一原因是現在無論政府還是大學界都在強調「功能性」，所謂的「對社會有用」窄化成了為社會創造財富，而不是培養出對社會有貢獻的公民。「這十幾二十年來，似乎香港（學校）的唯一目標就是爭取世界排名，但你看港大中大這樣的老牌高校，成立之初也沒什麼排名，但是培養出很多人才啊。那時候甚至都沒有商科，還是培養出了很多金融界人才，它（這樣情況）說明了在大學學到的知識其實是為了去訓練思維和思想的，而不只是技能。」馮應謙補充道。
馮應謙又指，媒體素養教育是培養人文精神的需要，應給予土壤和空間，「這樣的教育應該在通識教育之前就要進行，從大學開始就晚了。就好像是通識教育是判斷A和B兩件事，但如果你連A和B的事實是什麼、又是如何被不同媒體呈現的都不知道，又如何能去分析去判斷呢？」然而，需要正視媒介教育重要性的，不只教育界。正如蘇鑰機所言，社會上對教育界存在盲點，認為只有教育界作出努力就可萬事大吉。但教育是全社會的責任，並非單靠某個領域就可完成，換句話說，要配合時代變化發展需要的，不只是校園中的教育。
蘇鑰機透露，早前受邀到一間中學講授「後真相時代的大眾媒體」。他感到很欣慰，也很樂於去討論有關課題，而此前從未有中學邀請他演講媒體生態，相信這是很好的開端：「公民教育就是要講這樣的題目，首先要知道什麼是media（媒體），在這個時代，科技發展環境下如何去認知，如何去裝備自己，這些都是公民教育裏很必需的東西，也就是Media Literacy Education（媒體素養教育）。Media不只是media，其實都是information（訊息），不只在香港，在全世界的媒體都發展迅速的情況下，如何接收、分析這些資訊。」
「媒體素養」是以所有公民為對象，教育目標是培養對接收到的資訊有思辨式解讀能力和產生資訊的能力，是有別於訓練專業新聞從業者的。蘇鑰機也提到，媒體素養教育是個比較邊緣的領域，以他任教的新聞學院為例，主要的課程是為了培訓記者，很少提到如何去對其他人提供這類教育；而在教育學院，教授的也是中文、歷史、化學、物理等傳統課程，很少會提及媒體素養教育。「真的是between the cracks（在夾縫中），無論是教育系統還是傳媒的系統，大家都覺得這不屬於我的領域。現在網絡環境變化太快，大家都要跟不上了，還未想好應對就又有新東西跑出來。」蘇鑰機再次強調，「現在又怪媒體又怪教育，其實焦點都錯了，膚淺地一一問責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應該聯合起來做點事。」
作為香港新聞博覽館董事，蘇鑰機透露博覽館會推出「媒體素養計劃」，不光是針對學生，還有教師和家長群體，因為媒體素養教育的對象本身就是全體公民。他表示：「其實以前一些團體也有過類似活動，但不多，不active（活躍），參與的人數也不夠。現在政府、新聞界、教育界、文化界、工商界應該聯合起來全面推廣一下這個（媒體素養教育）。其實很多中學應該都很願意參加的，比如去請專家進校園開一些講座什麼的，我們新聞博覽館也會邀請師生來參觀，我們都希望能夠幫點忙。」
都說網絡是雙刃劍，網絡中的公民參與也一樣有利有弊，在提高了公民參與積極性、拓寬了參與的渠道的同時，也會帶來對信息分辨、處理等一系列的問題。在信息環境的不斷進化中，社會各界的教育應相互配合、打好助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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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9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月6日）《網絡助燃公民參與 教育脫節 市民難辨海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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