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記者時代下 專業媒體該如何自許
「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是一代代報人自我鞭策之風骨，「針砭時弊」、「激濁揚清」則是社會對新聞媒體的責任期冀；然而，網絡的發達、科技的進步、社運的蓬勃，促使媒體有了更豐富的呈現，也造成更複雜的影響。持續近五個月的反修例風波，正正與「新媒體」的崛起不無關係，也令我們不得不反思媒體的角色——當「人人都是記者」、當「同溫層」牢不可破、當「假新聞」頻繁湧現，媒體人還應該怎樣撰寫「歷史的初稿」？隨着反修例示威持續，警民衝突升溫、藍黃街頭動武，成為香港日常寫照。有了新聞媒體的報道、社交媒體的帖文、以及WhatsApp和微信等通訊平台的傳播，使得一幕幕驚心動魄的畫面，連同一發發揮之不去的催淚彈，直闖香港人的心坎。只是，當人人寄望透過各種媒體了解事態發展、掌握世界脈動，偏偏它既主宰我們看見什麼，也主宰我們看不見什麼。
以10月1日荃灣中五生中槍事件為例，代表兩極政治光譜的媒體，所呈現的幾乎是兩種現場。據《蘋果日報》描述，「一名警員疑倒地受多人襲擊，其中一人左手持雷鳴燈長槍，右手持點三八手槍指向人群再突然衝前，期間一名抗爭者疑持鐵通欲襲擊向該警右手，警員隨即把手槍指向對方胸口，未作警告即開槍，該抗爭者隨即中槍倒地……大量鮮血由其左邊胸口流出，但開槍警員未有理會，反而把另一名上前欲協助傷者的抗爭者撲倒在地喝止和制服」；《大公報》則形容，「被圍毆受困之下，一名警察表現英勇，果斷拔出隨身左輪手槍喝止暴徒，之後孤身趨前，嘗試用腳踢開暴徒，為同袍解圍，不過一名暴徒無視警告，不肯後退散去，更衝前以鐵棍猛擊警察持槍的右手手臂……暴徒更以鐵棍插向警察腹部。儘管手臂受重擊，持槍警員仍堅持緊握佩槍，避免跌槍讓暴徒搶走，並隨即開一槍制止暴力」。
事實上，由港大學生會校園電視台拍得的中槍片段，事發後經10倍慢鏡處理，已迅速在網絡和媒體上廣為流傳，而不同背景的發布者則以此呈現從不同觀點與角度切入的報道。
當人人都是「記者」 什麼才是「新聞」？
過去，人們主要透過傳統新聞媒體接觸外界，隨着網絡發達、科技進步，催生「網絡個人主義」抬頭，也造就「舊媒體」之轉型和「新媒體」之崛起——「數碼革命」改變了大眾社交和了解時事的方式，人們不再依賴傳統媒體獲取新聞資訊，而是可以主動透過網絡傳播訊息、凝聚共識、建構身份、甚至動員社會，藉此創立以自己為中心的群體。這使「公民記者」應運而生，也令「傳統報道」漸趨碎片化、流動化、個人化，衝擊着「新聞媒體」的定義。
「你可更相信新聞學（規範下的新聞），因為報道不只有事實基礎，記者也會獨立查證、補充資料，而非一面倒或挑選最有利的角度去呈現。」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鍛治本正人（Masato Kajimoto）這樣理解「新聞」。他出生於日本，負笈美國學習新聞學，曾在CNN當記者及編輯，隨後到港攻讀博士。
鍛治本正人認為，在社交媒體散播的信息，如未被核實就是「傳言」，若有事實基礎則可稱為「新聞」，但仍非全可與受新聞學規範的「新聞」相提並論。他總不厭其煩地教導學生，要小心分清報道中的「事實（fact）」、「真相（truth）」和「意見（opinion）」——「事實」是眼前發生的事，「真相」是事件來龍去脈，最具殺傷力的是「意見」。他有感大眾尤其難以分辨「事實」與形形色色的「意見」，有的「意見」基於嚴謹的研究或縝密的思考，但有的「意見」由情緒引發，實則毫無意義，也與新聞學沒有什麼關聯，例如形容示威者是「曱甴」或警察是「狗」的政治信息，「沒有人會質疑這種信息是否屬實，因為雙方都明確知道對方是人。信息重點在於妖魔化政治光譜上的另一方，而不幸之處在於，新聞學的影響力不及政治信息，充滿情緒的信息令人更難理性思考。」
世界各地都面臨着媒體轉型的挑戰，台灣也不例外。台灣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專任副教授兼任系主任胡全威也認同，「新聞」的定義已經悄然起變，因為傳統媒體已不再是唯一的消息來源和發聲渠道，人人都可透過社交媒體發布和傳播資訊，令訊息傳播的管道變得更加多元、分散，「以前的新聞是由幾所大媒體公司發放出來的信息，現在的新聞就是我們在Instagram、Line、Facebook看見的東西，朋友告訴你發生什麼事情，也可以稱為新聞。」
當什麼都是「新聞」 怎樣才是專業「報道」？
以往，傳統新聞機構透過衡量事件的時效性、影響性、顯著性、接近性、衝突性及趣味性等，判斷「新聞價值」；但當人人都是「記者」，而什麼都有可能成為「新聞」的時候，怎樣才算是專業的「報道」？
鍛治本正人認為，社交媒體與傳媒機構仍然有別，而記者的工作是深入發掘事件、為受眾提供更具價值內容，「（社交媒體）利用電話拍片已經足夠，但對記者而言，你要明白原因，為什麼他會只打他？當中有什麼衝突？記者需要調查這些。」在他眼中，專業記者應利用時間調查真相而非報道單純的事實或當下的情況，否則這與社交媒體用戶無異。以當下每分每秒都被直播紀錄的反修例風波為例，除了現場直播外，「公民記者」可將事件拍攝後立即上載至互聯網，而「傳統記者」則要經過嚴謹的撰文、編輯、審批，在時效性上的確沒可能「打倒」社交媒體；不過，鍛治本正人仍然寄望專業記者能為事件提供更多解釋，「人人都覺得自己明白當下發生的事情，因為他們已經閱讀太多社交平台帖文」，但亦可能因此陷入盲點，掌握不到全面的事實。
時至今日，現場直播已不再是電視台的專利，而現場直播的普及，亦的確在反修例風波中發揮強大影響力。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於8月中旬發表《媒體直播——民意對警民衝突的判斷》一文，論及直播對民意的影響；當中提到，「媒體現場直播」成為市民最重視的資訊來源，高達8.12分（10分為最重要），遠超「傳統媒體」（6.85）、「社交媒體」（6.01）及「通訊程式」（5.35）。值得一提的是，在各個媒體的現場直播中，有別於以往電視台記者的客觀、旁觀形象，個別新媒體記者顯得相當投入、甚至不時流露個人情感，例如《立場新聞》「手指哥哥」和「立場姐姐」，就因旁述風格獨特而備受觀眾歡迎，而香港電台助理新聞主任利君雅，則因在直播的記者會中「爆seed」追問特首林鄭月娥「尋晚成晚去咗邊」、「講人話啦」，令市民有感「大快人心」，而被稱為「新聞女神」。
這一度引發不少爭議——當記者在報道中滲入情緒，如何確保新聞專業？而外界對專業新聞的標準，又有否隨時代改變？就此，上述兩位《立場新聞》記者陳裕匡和何桂藍，曾在港台節目《鏗鏘說》現身說法，認為市民只是把對「無面孔」示威者的情感，寄託有姓名有身份的記者身上；他們又坦言，身處社交媒體時代，記者根本無法控制傳播效果，即使是相對公正的直播，在後期傳播中也會受觀眾自身立場及喜好所影響——觀眾傾向傳播自己喜歡及與自己立場相同的視頻，反之則石沉大海。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梁旭明相信，在香港的新聞生態文化下，對觀眾來說，「看什麼媒體就代表支持什麼立場」，為了顯示自己「立場堅定」，他們通常又會「貫徹始終」地支持某媒體，而他們對媒體的「刻板印象」，正主宰着所謂的「媒體公信力」。不過，她指出，受眾對媒體「非黑即白」的認知，其實由受眾和媒體雙方共同造成，當前者選擇以「立場」決定「媒體」，後者同樣為求吸引受眾而將新聞商品化及普及化，以迎合讀者口味、情緒和立場為依歸，並把複雜的問題過分簡單化。對此，鍛治本正人亦坦言，記者往往只報道「重點」而非「一五一十」，該過程本身就經過「取捨」，會挑選支持有關重點的材料。
有趣的是，當觀眾不時批評媒體報道總以「立場先行」時，觀眾同樣也以「立場先行」來評價媒體；梁旭明認為，若媒體直接表明有立場，也是一種廣義上的「持平」，例如有媒體明確表示「我的立場就是我有獨立的立場」，它未必在每篇報道中平衡各方聲音，但對整個社會而言，可以平衡和約束某些權貴的聲音，「也是相對於香港制度失衡的平衡。」
當記者「參戰」 如何行使「第四權」？
外界總寄望媒體做到「客觀、中立、持平」，不幸的是，香港沒有任何媒體可以兼顧不同政治立場的受眾。在《逃犯條例》修訂風波下，社會陷入空前撕裂，某程度上也在「迫使」媒體和記者要「選邊站」。香港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陳濬靈觀察到，在反修例期間，部份作為「報道者」的記者，在報道時背負着「參與者」的身份。他坦言兩者不應並存，但明白任何香港人面對如此大的動盪都不能獨善其身，故理解有關報道未能保持客觀中立；他又反問，「如果記者阻止警察或者示威者做想做的事，這是否合理？……專業道德是否容許？這需要新聞行業自行維繫。」
然而，當記者基於不同理由放棄專業，談何行使「第四權」？
「在這次運動中，效果上大家或會覺得媒體偏向運動，但這並非出於立場偏向，而是基於他們的監察權。」李立峯這樣為「媒體或記者參戰」解畫——媒體要在行政權、立法權及司法權外，充當監察的第四權，並制衡上述三權，因此他們理所當然要承擔監察和批評權貴的責任；而由於政府擁有三權，所以媒體行使「第四權」時難免會出現較多批評政府的情況。
他續說，香港媒體向來都有立場，並由此主宰議程設定，而他相信當下大多數的傳統媒體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專業中立」，即在有立場的同時，又不至於被立場所蒙蔽、不會因而不判斷不批評，就算有明顯傾向也有不會逾越的「程度」。李立峯又提到，五年前在「雨傘運動」中應運而生的網絡媒體，曾開宗明義表明自己異於主流媒體，「實際上可以說是香港社運的一份子，他們自己也不會否認的」，但今天情況已有所不同，因為香港出現了一些具新聞專業背景的網絡媒體，像《香港01》、《眾新聞》等，都強調其定位為「專業的新聞工作者」，而非從社運背景中走出來，這說明現在香港的網絡媒體正在向專業新聞主義靠攏。
權力是維護人民權利的公權，但在反修例風波的脈絡下，有多少媒體和記者以行使「第四權」之名偏向運動，對極端行為視而不見？有多少媒體和記者高舉「第四權」的道德金牌，卻未能成為《國王的新衣》中說真話的小孩？那麼，又有誰可以制衡這樣的「第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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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8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4日）《全民記者時代下 專業媒體該如何自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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