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政策】傳統價值扼殺發展　居港18年港漂嘆港人太計較得失

香港融匯中西，來港讀書的海外學生與日俱增，有地理之便的內地生佔了大多數。從2015/16年度至今，每學年平均有約1.6萬名非本地生，當中約三分之二是內地生，這個佔比還不斷上升。2008年，政府推出「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吸引非本地畢業生來港進修及工作，如逗留期限屆滿時已獲本港僱主聘用，可申請延期逗留。儘管申請及獲批數目有上升趨勢，獲批人數由2010/11年度的4,024人，升至2018/19年度（截至2月）的9,955人，然而此數字僅反映留港工作意欲，並非真實獲聘數字，而近年透過此計劃成功延期繼續留港工作每年平均有一萬人，離港率甚高。

耿春亞來了香港十八年，目前是在港內地畢業生聯誼會主席，又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老闆。十多年間，他曾獲委任為青年事務委員會成員，也從港漂成為了新香港人。他說，當年是一心來港創業，作為早期來港求學就業的內地青年、創業家及僱主，在他眼中，今昔的香港有着如何不一樣的光景？

我，耿春亞，在安徽長大，2001年在北京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系就讀三年級，那年暑假，我申請到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實習，讓南下列車帶着二十出頭的我，去看從未看過的風景，同時成為決定留港打滾的原點。

未來香港前，我本打算畢業後投考內地公務員，或到美國深造，香港從不在預算當中，直到南下後，才發現香港發展水準遠超內地，對我造成很大衝擊，這裏雖然沒有龐大的本地市場，卻是理想的創業實驗修羅場，如做到一定規模，便可向全世界發展。於是我便放棄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獎學金，到城市大學當碩士研究生，一心準備來港創業。

抵埗最初兩個月，我住在深水埗唐樓的劏房內，環境比內地的大學宿舍還糟，每個上學天從深水埗步往九龍塘，由龍蛇混雜舊區走到寧靜富裕的中產社區。香港迥然於當時內地，我會形容她是充滿「罪惡的資本主義」的城市，雖然階級性很強，但只要你勤力、願意學習及付出，便會有立足之地。

我如願來了城大，卻在畢業前夕為工作簽證而奔波。在那時，內地人來港工作並不容易。自2001年起，凡是於1990年或以後在教資會資助大學畢業的內地學生，如獲聘用不少於一年的全職工作，便可留港居留，只是申請手續繁複，一般僱主或會卻步，如申請人獲聘於大公司，會較易獲准留港，就是那種擔保人的概念將創業的我拒於門外。為了跨過那道高牆，只好不停參加科技創業比賽，證明自己能力及積累人脈，向入境處提交推薦信、商業計劃書等額外資料，周旋三個多月終拿到簽證。

自此我便下決心，協助改善內地生工作簽證的安排，衝破那道壁壘。在港內地畢業生聯誼會在2007年訪問近200名在港內地學生、畢業生，有99%受訪者表示願意留港發展，卻因找工作的時間太緊迫，令不少畢業生離開。2008年，港府放寬限制，將非本地畢業生留港求職期限由三個月延長到十二個月，而且以往的非本地畢業生也可申請回港就業。

因為我來香港就是打算創業，所以2004年碩士畢業後，我拿着儲下來的獎學金及天使投資者資金創業，同時獲得香港科技園高新科技創業孵化計劃支持，研發各種社交組織管理雲端系統、活動發布管理系統等，為機構及商業客戶建立一個成熟的社交網絡管理系統，一做便是十五年，我從當年的畢業生變成今天三十多人的僱主，對香港多了想法及觀察，但不是人人會像我留下來。

想留不能留 到能留不想留

自費式碩士課程如雨後春筍湧現、經濟增長給予內地生出外留學的經濟條件，到港讀書的內地生與日俱增。但在我看來，不論從前還是現在，也只有約兩三成內地生畢業後留港工作，雖然赴港內地生愈來愈多，但百分比不相上下，那時是想留不能留，現在可以留但大家也不想留。有一些剛畢業就回去，因為難以適應香港的生活環境、語言問題、工作不愉快、成家立室、贍養父母，尤其是這一代大家都是獨生子女，要越過每個關卡，才會成為留在香港的少數。

過去五年，透過「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留港工作滿七年而獲得居留權的有約一萬人，遠遠低於申請來港的數目，可能更多人視香港為跳板。我現在不時去大學舉辦活動，接觸不少這一代的內地生，以前十居其九以取得香港居留權為目標，但現在絕對不會超過一半，有人還說自己不能放棄內地的農村戶口，因為家裏有土地。

我認為香港仍有一定競爭力，可惜薪金水平變化不大，生活成本卻有增無減，與此同時內地生活滿意度提高，回內地城市尋求更好發展機會及生活也不足為奇。但從文化角度比較，我還是比較喜歡香港，始終深圳只是一個大家拚命賺錢的城市，但無可否認深圳真是很聰明，因為她懂得借助年輕人一臂之力。年輕人是最好的勞動力，他不倚賴政府福利，卻在最好的歲月為社會創造價值，深圳省掉二十多年來培養人才的成本，利用送房、給補貼來吸引人才來也不是沒有道理，我覺得香港不至於要用銀彈政策，但人才政策不要過於保守。

產業僵化 思想保守

當年我創業時便發現，香港作為商業社會，在金融及社交方面尤其發達，如何將傳統行業與資訊科技結合，尤其是金融科技及社交媒體技術，是香港大有作為的發展方向。但到目前為止，沒有一所科技公司可以代表香港，我覺得很可惜。

香港做科技有很大障礙，首先是人才。香港最好的中學生，在大學是讀哪一科？有誰會讀物理、數學、機電工程？我平時面試時也會接觸不少理工科生，他們的質素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當大家變得嚮往商科、醫科、法律這些受傳統資本主義影響及有行業保護的行業，便扼殺了學生的創作力。我當年有一些在港理工科的博士研究生朋友也說，無論如何也要投身金融業，即使在銀行數錢也開心，大家總是看好香港的傳統行業例如保險、金融，我自己是不太了解這個觀念，但偏偏這個觀念深入民心，當然現在內地也有這個傾向，但為什麼大家要自我設限？我沒有權去判斷香港人的價值，但這些價值觀卻造就了香港人對創業、創新、創科的保守態度，不用談什麼創新式的工業發展，香港在這方面的人才完全不足。而且社會的科技應用程度低，例如不少機構仍沿用下載申請表格、寄支票報名的方法，效率及質素大大落後；又如駕車駛過隧道時，大家仍是排隊付款，香港最大的問題在於對看得見的價值斤斤計較，但自己損失了什麼也懵然不知。

除了這些人才及市場觀念問題外，本地的科技公司很多只懂做項目（project），卻不懂做產品（product），在科技市場做產品才可規模化，如果只靠接外判項目，也只是僅僅足夠謀生，但偏偏香港卻有很多這類公司。

香港中西共融，對我來說是最好的社會狀態，但產業結構僵化問題一天尚未打破，年輕人一天也難過上好日子。香港是一個只要你有錢，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這裏的的傳統行業做得太好，酒店、零售……統統靠密集的勞動力堆砌起來，孕育出無數傳統資本家，他們有的是資本及經驗，早早壟斷市場，而且利用資產錢變錢，沒資產的人是沒可能跟他們一齊賺錢的，當你一無所有時，你要怎麼突圍而出？你必須要做新產業。

香港需要更多人才，但人才政策依舊保守，我曾跟政府代表說可以設立一張全世界最頂尖100所大學的名單，並設立申請條件，如向某修業程度及某科目的畢業生發放工作簽證，一找到工作才可進來，不是要中門大開，而是採用更開放的方式羅致人才。我現在請人研發，也不一定在香港做，一來找不到人，二來簽證仍是很麻煩，過去十年我大概三次為准僱員申請簽證失敗了，所以我便在深圳南山區開設了辦公室，現在大概有廿多名同事。

我知道政府於去年6月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承諾兩星期內快速處理輸入科技人才申請，公司每聘三個外地專才，就須聘用一名全職本地員工和兩個本地實習生，對我來說，實際操作是很有困難的，因為它要求海外與本地配對，我很難為了聘用非本地人才，而特意多請本地人，本地可能沒有我需要的人才，還有一些小型公司根本負擔不起，我認為在香港請人便隨緣吧！無謂勉強。

其實這很有趣，科技公司招請人才有很多限制，但來讀書的非本地畢業生卻是無條件獲批出簽證，結果很多人跑去賣保險。當然，保險行業也需要人才發展，找到工作賺到錢當然沒有問題，但如不加速產業轉型和提升本地的科技應用觀念，或許在不久將來，所有系統連同維修、銷售、顧客服務也可在互聯網處理，行業的急速發展徹底打破地域限制，那時也不需要人才來港，香港現在再不趕快發展，日後可能沒有發展的餘地，到時大家都輸。

上文節錄自第15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23日）《 港漂自白—再不改變　大家都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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