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美不識的「中國方案」與「亞洲方式」

台灣外交部長吳釗燮近日接受印尼媒體「時代媒體集團」（Tempo Media Group）專訪，席間提及中國大陸在柬埔寨雲壤擴建海軍基地，以及與所羅門群島簽署安全協定等作為，定調中國對外正遂行「戰狼外交」，意圖實現其區域霸權的野心。

在兩岸關係方面，就中國外交部稱「台灣海峽非國際水域」說法，吳釗燮重申台灣「維持現狀」立場之餘，也不忘就此擴張，認為相關主張「充滿挑釁、威脅且製造區域不穩定性」。又面對印尼媒體訪問身份，吳釗燮再引日前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The Shangri-La Dialogue），着意提示國際社會應對台海和平與穩定加以重視，並舉「四方安全對話」（Quad）成員與歐盟國家相繼提出各國版本之印太戰略，做為集體安全在此區域內的實踐。

吳釗燮近年以台灣外長身份頻繁接受外媒專訪，已是台灣外交表現常態，觀察包含聯合駐外館處官員投書西媒在內，台灣外交在「因國設事」上頗具有針對性。例如對應美加、紐澳與歐洲，台灣多次以「理念相近」、「民主同盟」為藉靠攏，對應日本，則多以「台日友好」的政社關係加以包裝；此際面向印尼，引區域安全關切台灣問題，突出東南亞國家應正視中國大陸存乎區域霸權的發展野心，可謂其敍事重點——「區域」意指連同印尼在內的東盟國家皆是「局內人」，「霸權」指涉相關國家在中國大陸「稱霸」在望下，與北京交往存乎位階從屬關係，至於「野心」，則暗示將來得失與對既有秩序的顛覆。

然而，台灣外長的這番說詞聽在東南亞國家耳裏，顯然是缺乏市場也與自身的理解「相去甚遠」。相對近年應意識形態左右而友台的中東歐小國，東盟國家在有意維持獨立自主下，在中美激烈對抗的這些年，並未有鮮明的立場站隊。「軍事賴美，經濟倚中」依舊是東盟國家隱形的政治默契，由此對抗日益分裂與站隊中美的世局變化，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多次言說「亞洲若分親美親中『沒好結果』」是經典陳述。

應疫情停辦兩年，今屆復辦的「香格里拉對話」也尤其傳達了東盟國家的「國策」。印尼國防部長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主張以「亞洲方式」（Asian way）解決國與國之間的分歧，並互相尊重對方的國家安全利益，直言「中國的正當崛起，應該得到各國的尊重」；馬來西亞國防部長希沙姆丁（Hishammuddin Hussein）則強調，「無論美國的要求是什麼，我們都必須讓他們相信，這必須符合東盟的利益，而不僅僅是美國的利益」。

看在美台政府眼中，東盟國家堅持與北京交往的路線，是一定程度的「與虎謀皮」，只為周全自身的獨立自主。但這等基於西方中心的國際關係偏視，實則是美台政府多年來不解與屢屢錯判區域情勢的主因。

細究過去數十年中國與包含東盟在內的國際交往，在經濟與政治影響力不可同日耳語下，業從「韜光養晦」、「和平發展」走向「有所做為」，其中反映了北京在解讀全球權力多極化與對大國關係的深刻調整。2013年後，北京官方喊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看似各種亟待定義的名詞組成，讓西方無解「中國特色」與「大國外交」的底色，只能從傳統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霸權轉移」找尋答案，自此自陷「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不可自拔。

然而，隨着「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具體實踐，西方學界也有相應的反思，反問了世界有沒有可能跟進青睞於「中國方案」？美國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華特（Stephen Walt）針對「中國方案」內涵，點出了其「保留主權原則與聯合國中心主義」、「限制跨國資本主義，提倡混合制所有權制度」，以及「保留政治體制和文明多樣性的選擇權給發展中國家」等三點，認為「中國方案」具有一定的競爭性。以東盟國家回應中美競逐，又一定程度相挺，乃至於「理解」北京的立場回看「中國方案」，不難得出何以印尼防長會以「亞洲方式」聲援之的結果。

就東盟立場看待「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其外顯的彈性與多邊機制無疑是突出特色。放眼北京早先創建如中非合作論壇（FOCAC）與上海合作組織為例，北京於其中都非常強調「原則」，系一充滿彈性的指導方針，且為了考量相關方的特殊需求與特殊狀況，必要能彈性調整。與其相對的，則是一體適用且必須遵守的「規則」——如遇違反，甚而會被糾正，乃至於逐出。中國對待非洲如此，中亞如此，對待各方面往來更甚的東盟國家更是如此。

進一步言之，中國主導的眾多多邊框架都有以雙邊關係為基礎的特性，不論是FOCAC、上合組織還是「16+1」峰會，重點都是中國與會員國間的雙邊關係，多邊機制實則是中國發展對外的平台性質，且供應多元參與。與此同時，北京方面也不在意箇中成員是否享有共同的信仰體系、意識形態與政治體制，重點是共同參與，這一點對於東盟國家來說便非常重要，也投其所好。

這樣的內涵基本突顯了「中國方案」的包容性與連結性，各式夥伴關係於焉誕生。其連結性重新定義了區域的概念，跳脱傳統地緣政治的考慮，致物理性區域的概念成為一個為求共同參與的過程——這與中國政治「儒式」傳統典範有關，對於國家利益的理解，北京傾向更長期也穩定的追求，進而強調了關係與共存的創建。一如「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除了有強化與周邊國家連結的意圖外，也表露了北京對外創建更具有社群共性的期待。

回饋在國際關係現實面，就北京的偏好來看，在中美近年激烈競爭的期間，只要周邊國家沒有選邊，沒有跟美國站在一起，北京基本就能夠接受。中國式的多邊框架對於不喜歡美國主導多邊框架的國家來說，不意外會是具有吸引力的，東盟國家逐一表態尊重，並以「亞洲方式」回應西方對區域對立造勢，箇中深意，其來有自。

但不論是「中國方案」還是「亞洲方式」，對於無法割捨反中情懷的美台政府而言，盡是無效溝通，但造成兩者失能失聰的因素有別：民進黨政府主要猶戀台獨夢想，遂將台灣前途發展投身「脱亞入歐美」，企圖發揚光大「台灣牌」的制中效果，所以不見印尼防長「亞洲方式」的精要。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現實主義與西方中心主導的國際秩序中，「推己及人」假定了中國的對外行動皆為了顛覆而來，正是不識「中國方案」內涵與西方存在根本性的不同，方有各種天方夜譚的陰謀論日以繼夜。總的來說，不論是美國藉香格里拉對話在東盟區域政治喊話，還是台灣官方企圖以中國懷抱區域霸權野心警示區域國家，在兩造不識「中國方案」與「亞洲方式」以何為貴下，相關說帖在東南亞區域註定沒有市場，難有聽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