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台灣大選】樁腳的「工作」 是什麼？

台灣2020年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的大選將至，但是2018年的地方選舉餘波仍然盪漾。 2019年12月上旬台灣的法院宣判中，有數名「樁腳」因為在2018年的市議員選舉中因為「賄選」各被判決3年左右的刑期。

台灣解嚴已超過30年（1987年本島解嚴，部分離島地區較晚），但是在戒嚴時期還是有舉辦地區選舉，光論「民眾投票直接選舉」的話，甚至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以前，接近四分之三個世紀。但是長久以來，各種「買票」、「做票」等各種以不公正手段影響選舉結果的方式，也讓投票蒙受陰影。

「樁腳」的「職業災害」

其中，作為參選人的基層工作者的「樁腳」，也因此在台灣人的一般語境中成為較為負面的詞彙，正是因為與「買票」、「賄選」等行為連繫在一起的關係。

「樁腳」本身並不必然與違法的選舉手段（賄選、以「黑函」攻擊敵對候選人等等）有關係，收集支持者的意向並回報給支持的候選人（或其團隊），是樁腳的基本功；例如在支持者間進行小額募款，除了有實際的選務開銷需求外，也可以當做粗淺的民意調查。

但是正因為「樁腳」是與選民緊密連結在一起的，是與目標選民熟識或至少理解其大致的政治傾向，因此才有贈送物資與金錢來換取投票給自家候選人的空間。這是因為，若是來自陌生人的「禮物」，反而容易引起戒心與拒絕。

在過去，有力的「樁腳」每每能估算出自家勢力範圍（數百至上千票不等）中「敵」、「我」、「中立」的大略票數，將重點擺在我方的「固票」以及「中立」的「拉票」中（對敵方的「拔樁」動作會由更上層計畫並執行）。透過對人際網路的了解，能夠事前推算出最終得票數，再與真正的得票結果作比照，這種「選務工作」的成效立刻就能看出：如果有人「拿錢不投票」，輕則不再將他列為「選務工作」對象，重則可能引起樁腳的報復。

但是，隨着台灣越來越都市化與工業化，民眾在區域之間移動頻繁，人際網路被破壞、重組的速度也越來越快，這種依賴傳統人際關係的選務工作也越來越難實行；「回鄉投票」的遊子往往已不在樁腳的資訊中，甚至已不是故鄉人際網路的一部分，難以影響、甚至掌握其投票意向。

而且，隨着台灣社會對「賄選」的容忍度越低，刑度越高、獎金越高，且用以舉發的錄音、錄影設備越先進，實行「買票」的危險性也越見升高。由於身為「樁腳」的職業特性，本人在鄰里間必須要有一定水準以上的認識度，這種特殊性質是難以躲藏，遭到檢舉、調查的「職業災害」就屢見不鮮了。

隱身於宮廟之間的樁腳

台灣宣揚宗教自由的理念，對於各種宮、廟、教派都採取極度放任的態度；2018年，甚至有立委集體提案《宗教基本法》，意圖讓違法佔用政府土地的宗教建築「就地合法」、宗教財務合法保密、禁止世俗法院介入宗教內事務等等，雖然最後暫緩，但可見宗教勢力的龐大。

一宮一廟的管理者（廟公等等）、小教派的教主，對於每一個教徒的認識更為全面，也會定期碰面，時常一起舉辦宗教儀式，正是符合「樁腳」的特性。事實上，每到選舉，參選人也會四處拜訪選區宮廟。

不過，台灣宮廟有許多特殊的儀式確實與金錢有關，例如「借錢母（或稱財母、金母）」，廟方「借」給信徒一筆金額或是一塊金條，作為投資的母金或是單純的好運象徵，等到信徒賺到錢，就將「錢母」原樣奉還。

但是，由於宮廟的帳務長年不公開，這樣的金錢往來在現代容易起人疑竇，也實際發生過廟方借出金條、信徒卻還回「假金」；又或是新的廟公發現帳目虧空，無法說明金錢流向等等。如果說這不是意外或是遭人詐騙，就很可能成為「洗錢」與「賄賂」的手段。現在許多有名的大廟在借出「錢母」時都只使用銅錢而非金條、或直接發送信徒一元硬幣等等，也是為了自清而不得已改變傳統方法。

「樁腳」的名聲難改善

俗語說：「賠錢生意沒人做，殺頭生意有人做。」台灣的「選舉生意」雖然受到選務縮減、合併為多重投票、講求環保安寧等等影響，已不復1990年代「漫天旗海」、「滿地金銀」的盛況，但仍然是兵家必爭之地。只要候選人能夠順利當選，就能為地區和自己的支持者爭取利益－造橋鋪路也是一種利益－因此莫不鼓足了勁在選舉，為了爭取支持者，候選人一天甚至能跑10場甚至20場的行程。

在這種高強度的選舉之下，身為基層選務核心的「樁腳」，鋌而走險的機會總是存在的。看來「樁腳」一詞要擺脱負面印象，恐怕還有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