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群體免疫」的罪與罰

「這是對人類一方的背叛，實質上是一種投敵行為！」

如果將抗擊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視作一場戰爭，那麼英國政府近期提出的「群體免疫」說，在短時間內迅速成為眾矢之的，讓全世界相當數量的評論者發出上述憤怒的呼喊。

針對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表示疫情應對已進入「延緩階段」，以及英國首席科學顧問瓦倫斯（Patrick Vallance）提出「輕症患者感染病毒有利於實現群體免疫，從而在未來疫情中保護人們不被病毒感染」的說法，世界衛生組織（WHO）發言人就回應稱，「我們可以討論理論，但目前我們面臨的是一個現實的情況，我們必須考慮採取行動。」全球數百名科學界人士也向英國政府發出了三封公開信，對政府應對新冠病毒疫情的措施表示擔憂。

其中，國際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Lancet）主編霍頓（Richard Horton）在社交媒體上的發文最具代表性，他批評英國這一防疫政策是在用民眾玩一場「輪盤賭」，這是一個重大錯誤。「我們需要緊急進行社會隔離和封鎖政策，政策目標應當是挽救生命，不要再等了。」

包括英國前衛生大臣、外交大臣侯俊偉（Jeremy Hunt）以及工黨、蘇格蘭民族黨、自由民主黨等個人或群體，也不認同英國政府推遲採取關閉學校等更嚴厲措施的決定，提出希望看到政府措施背後的科學證據。

而在英國牛津大學流行病學教授陳錚鳴看來，英國政府的做法已經不是科學的問題，而是「近乎無情的理性冷靜」。

或許是感受到了強大的壓力，英國衛生與社會保障大臣夏國賢（Matt Hancock）3月15日撰文稱，群體免疫是一個科學概念，並不是英國目標與策略的一部分。然而在批評者看來，英國的「緩疫政策」目前並未作出實質性調整。

在中文互聯網中，英國政府更是成了「汪精衛和貝當（Henri Philippe Petain）政府」，連「戰鬥隊形都未展開」，更「遠未到彈盡糧絕的地步」，一槍不開就對病毒舉白旗的做法「是對本國人民生命健康和全球防疫極不負責任的表現，是一種懦弱表現」。

必須要指出的是，儘管都是批評態度，但中國民眾理解「群體免疫」的出發點與方式略有不同。由於防疫知識宣傳到位，加上經歷了近兩個月全國範圍的停擺式封閉管理，絕大部分中國人很難認同很多西方專業人士給出的「新冠肺炎危害性沒那麼大、致死率與流感相當」的說法，因而將「群體免疫」理解為「追求全民感染」、「放棄老弱病殘」，讓足夠多的人（瓦倫斯的說法是60%-70%的英國人）感染新冠病毒，最後形成集體免疫力。而新冠病毒和人類長期共存的結果只能是「佔領人類的領地」。

這是理解「群體免疫」的一個角度，不能簡單地評判對錯，因為任何理解都帶有自身的知識信息結構與語境背景。事實上在很多專業人士看來，目前在疫情爆發最為嚴重的歐洲，儘管各國採取的應對措施有別，譬如德國是「模範生」，意大利、西班牙前景難料但「態度」不錯，英國、瑞典看上去像「投降派」，但背後的抗疫邏輯基本相同：動員可以動員的最大醫療資源，迎接可能到來的超級傳染病；只要國家的醫療資源可以有效地被組織，就可以應付。

甚至被很多中國人看作是英國「對立面」的德國，其行動上與「群體免疫」相比，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策略兩種說法」：儘可能延緩病毒大流行峰值的到來，隨着發病率下降，「將該疾病一個月內可能發生的病例數分散到一年中的12個月內逐步處理」，化整為零，為醫療資源的合理分配爭取時間。所以德國總理默克爾也是先告知國民「未來可能有60%-70%的德國人感染」，進而宣布一系列終止大型活動的措施。這大概率也將是英國政府的行動步驟，只不過約翰遜明確點出了「群體免疫」一詞。

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一眾政客一直以來擺出一幅「新冠肺炎沒什麼大不了」的姿態，雖有政治利益的考量，但防疫的基本思路與歐洲國家相似。要理解歐美國家的思考方式，有兩個前提至關重要：

第一，歐美科學家相信新冠病毒的傳播力遠大於非典，大多數傳染者都是沒有症狀或者症狀輕微的前期感染者，給防控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在致死率可以接受的情況下（1%-2%），與其將重點放在防止疫情擴散，還不如保證醫療資源不發生擠兌，減少損失。

第二點更為關鍵：歐美國家沒有辦法採取中國的防控模式。中國防控模式需要動用大量的社會資源，而這些國家做不到，因為社會一旦停擺，付出的綜合性代價可能會遠遠超過疾病本身，且經濟都還只是其中一環。在政治意識形態上，「小政府」原則深入人心的西方國家，儘管對中國等國的抗疫措施感到驚歎，也承認其成效，但從一開始就不能接受，乃至不能理解；在具體的政策環境中，從「地方自治、預算約束、公務員規模、法律框架限制、醫院所有制等等」諸多方面來看，東西兩個世界彼此難以理解的東西也的確太多。

即便只談防控手段與防疫知識宣傳，歐美政治家也更多相信「助推」（Nudge）才是推廣任何一項政策的最佳方式，而不是「強迫」（Force）。這個思想來自美國學者泰勒（Richard Thaler）與桑斯坦（Cass Sunstein）於2009年合著出版的暢銷書，兩人在書中列舉了大量真實案例，試圖證明「只有通過設計精巧的誘導和貌似積極正面的鼓勵，才能讓老百姓發自內心地做出行為改變」。

在這兩個前提的基礎上，才有了「群體防疫」。「讓大部分人感染，從而獲得免疫力」聽上去很瘋狂，但這的確是人類與各類病毒相處的歷史經驗：一方面，病原體在不斷感染人類之後變得越來越温和，另一方面，人體免疫系統則在各種病原體的選擇壓力之下變得越來越強，感染之後小病一場隨即獲得終身免疫的概率持續增加，「這就是為什麼人類這個物種能夠活到今天的原因」。

也就是說，至少已知的這些病毒，人類就是什麼都不做，也可以正常地一代一代活下去，只是這一自然過程必然伴隨着老弱病殘的死亡和淘汰。而必須釐清的一點是，導致死亡和淘汰的最大危險並非個體被感染的結果，而是每一個個體成為傳染病傳播者的可能性（如果一個人感染或攜帶病毒但不再向外傳染，老弱病殘自然擺脱了厄運）。

作為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生物種群，人類當然不能拋下老弱病殘，所以醫學研究進入現代水平後才會研發出各種疫苗，疫苗追求的就是讓絕大多數人獲得免疫力，讓老弱病殘擺脱殘酷的「自然選擇」。

而對於尚沒有疫苗的新冠病毒，英國專家提出的「群體免疫」，正是基於現有信息對病毒的判斷，「期待有愈來愈多身體健康的中青年人，能夠在感染新冠病毒後產生免疫力，從而建立起一道群體免疫屏障，保護那些最危險的老弱病殘。」

這裏的邏輯是「每個人都做出一點點犧牲，來換取老弱病殘的安全」，重點在於切斷不同個體之間的感染鏈，而不是很多人中國人所理解的「物競天擇，強者生存」。當然，英國、德國等也已經提示了未來會有很多老人會因病毒喪命，但這是因為新冠病毒「基本防不住」，而不是「群體免疫」的主動選擇。

所以，不應該用陰謀論去揣測「群體免疫」的動機。至於這種思路能否起作用，目前科學界尚無定論。最主要的一種擔心，就是目前對新冠病毒仍然知之甚少，即便有足夠多的人感染並痊癒，人體內是否會像已知的病毒一樣產生抗體，還是個未知數。如果新冠病毒「像流感一樣年年變異出新病毒株，是否需不斷接種疫苗？」所以前世衛組織官員柯斯蒂羅（Anthony Costello）表示「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免疫反應，我們還有太多要學」。

其次，不少評論者指出，即便按照「群體免疫」的思路來部署防疫政策，也未必能實現醫療資源不受擠兌這一核心訴求。164位全球各界人士聯名的《新冠肺炎：意大利寫給國際科學界的公開信》透露了意大利的疫情嚴重情況：意大利確診病例在3周內超過萬數，約10%的患者入住ICU或進行代替ICU治療，5%的患者死亡。

英國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數學系牽頭的329位科學家聯名公開信認為，「群體免疫政策並不可行，反而會給醫療系統帶來更大負擔，導致更多不必要的死亡。」一位在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內工作的醫生日前接受英國媒體採訪時也表示，「我們只有4,000張ICU病床，而其中80%已經滿了。」這種情況表明，在醫療資源擠兑發生前，群體免疫恐怕還無法實現。

劍橋大學皇家學會研究教授、數學家蒂莫西・高爾斯（Timothy Gowers）通過計算得出，按照60%人口需要感染病毒來算，如果4千萬英國人都要感染病毒，假設患者平均住院時間為2周，那麼醫療系統必須能夠同時負擔12萬5千人，而2017年英國的床位數是16萬7千張。投入全部醫療資源來醫治新冠患者顯然是不現實的。

即便假設醫療資源充足，「群體免疫」對個體而言也存在不小的風險，部分輕症患者會在無預警的情況下，驟然進展至危重狀態，且危重患者救治極其困難。從武漢前期經驗和目前意大利、伊朗等國的疫情發展中觀察，如果前期對疫情不加管控，「一旦病毒迅速蔓延，重症患者增多，若是醫院應對不充分，有可能會導致醫療資源的擠兑」——問題繞了一圈，還將回到人們最不願意看到的場景。

何況「群體免疫」還面臨倫理風險（並非很多人所理解的「放棄老弱病殘」）。中國傳染病專家張文宏指出，在現代社會科技文明發展下，更多人理應獲得更好的生存權利，當人類面對一個會造成一定比例死亡的傳染性疾病，在可能實現科學防控的情況下，「群體免疫」看似公平，儘管最終目的是為了保護老弱病殘，實際上還是至少將一批老弱病殘推到了「自然選擇」面前。他特別指出，「中國近5萬醫務人員奔赴武漢，就是不願意接受有重症患者不能被救治的狀況」，無論這些重症患者距離「預期壽命」還有多長時間。

即便是前文提到的「助推」還是「強迫」的問題，前英國伯明翰大學經濟學家託尼・耶茨（Tony Yates）在媒體上撰文指出，助推理論是基於過去的經驗而得出來的，也許已經無法適應當前的情況了。比如，英國政府的做法和很多其他國家都不一樣，也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相反，很有可能會帶來反效果。

更嚴重的是，有醫學專家指出，從目前歐美各國「坦然接受新冠病毒的廣泛傳播現實來看，新冠病毒疫情後續發展將不容樂觀」，英國等國有可能變成病原輸出國，為醫療資源更加不發達的其他國家和地區帶來更大的威脅。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專家將「群體免疫」稱為「沒有辦法的辦法」。

但英國、瑞典等國真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嗎？

樂觀者會認為，對於這樣一種全新的傳染病，「也許我們不必急着做出結論，而是應該鼓勵各國根據自己的國情做出不同的應對。這麼做起碼可以為科學家們多提供幾個對照組，好讓未來的人類找到效率更高的應對方式。」

另一種聲音則認為，群體免疫的兩大前提，即「防不住」和「沒能力防」，某種程度上又是人類跳不出某種意識形態定勢的悲哀。在中國已經邁過「至暗時刻」，新加坡、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防疫做得不錯的背景下，很多觀察者原以為疫情能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同步控制。但隨着歐洲突然成為新的疫情中心，讓中國等局面好轉的國家反過來面臨較大的輸入性風險，給全球防疫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已經有醫學專家表示，按照當前全球的抗疫情況，「本場疫情在今年夏天結束基本已經不可能」。如果意大利和伊朗的疫情繼續惡化，英國、瑞典等國又加入其中，那麼「新冠的跨年度疫情風險愈來愈大」。別讓2020真變成「被取消的一年」，才是最為急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