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公祭日成中日關係信號燈　日方無空間迴避歷史問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2月13日親臨南京大屠殺80周年公祭，隨行的還有數位黨政軍政治局委員級人馬，政協主席俞正聲亦到場發表講話。日本近年多次向中國釋放善意，似乎有意改善中日關係，然而這次公祭體現了中國重視歷史問題的意識：儘管中日關係應當進一步緩和，但在日本政府徹底正視歷史問題之前，中方仍會有所保留。

自2014年全國人大設立全國公祭日開始，每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紀念館均會舉行隆重的國家公祭儀式。自習近平在2014年出席典禮並發表講話後，隨後兩年僅由政治局委員級別的人大副委員長李建國，以及中央組織部部長趙樂際，作為最高級別官員出席。

在80周年這樣重要的紀念日，以最高規格進行儀式屬應有之義。今年的公祭規模與2014年類似，除代表中共和國家最高領袖的習近平外，政協、人大、國務院乃至解放軍都派出代表；出席人員中，丁薛祥、劉鶴、許其亮、黃坤明均為剛剛當選的政治局委員。儘管俞正聲和劉延東已卸下黨職，卻依然位列黨和國家領導人排名前列。對比往年國家公祭典禮的演講，俞正聲今年提到中日關係的部分，尤其值得注意。「中日兩國是近鄰，是搬不走的鄰居。中日民間交流歷史悠久，底蘊深厚。中國有意繼續深化與包含日本在內的周邊國家的關係。」語氣之溫和，是歷來演講中首次出現。

不過，儘管語調好轉，但藉此莊嚴場合，中國繼續向日方展示清晰信號：對於南京大屠殺這類事關中國人民感情和尊嚴的問題，中國的態度十分堅定，不會因為兩國關係的高低而有所鬆懈。

    中日關係的兩道牆

上月11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習近平在越南峴港會晤。當時，安倍晉三剛剛經過大選洗禮，習近平也藉由中共十九大奠定地位。習近平罕有地在酒店過道等候安倍，並將其引入會議室，而會談氣氛亦一改2014年的苦悶與尷尬。會談期間，安倍提出希望在明年訪華，並期待習近平訪問日本。

在緊接進行的東盟峰會上，安倍更向記者表示希望以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年為契機，盡可能改善雙方關係。日本外相河野太郎11月13日在電視節目中亦提到，希望能在年底至明年1月舉行中日韓首腦會議，進而實現中日領導人互訪。可見，安倍晉三改善中日關係意圖明顯，態度急切。而期待中的訪華行程也可能在2018年實現。

對中國而言，改善中日關係的前提，必先解決兩個問題，其一是持久存在的歷史爭議。自小泉純一郎攜內閣參拜靖國神社以來，北京方面便認定日本右翼勢力對政府有較強的影響力，其後日本文部科學省審定通過右翼史觀教科書，更加強北京抱持這種看法。安倍晉三在任期間，任命曾否認南京大屠殺百人斬、鼓吹戰爭合理化的稻田朋美為國防部長，亦使他的「右翼」形象再次被認證。

另一問題，則是2012年日本宣布國有化釣魚島，所引發的持續安全競爭。在中國看來，這行為破壞了中日兩國的互信。日本政府隨後通過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和《防衛計劃大綱》，更是將釣魚島的對立長期化，中國外交部彼時直指此舉「渲染中國威脅論」。當時，正值美國奧巴馬政府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日本便抓住機會擴展軍備，加強對華軍事制衡，使兩國互信踏入惡性循環。

2014年後，中日雙方在安全問題上的矛盾開始緩和，兩國恢復交流。儘管該問題有待解決，但可以看出中日關係已有不少進展。今年11月，兩國亦在上海的高層會議上達成設立熱線和衝突解決機制，防止東海和釣魚島擦槍走火。中國對日本的態度好轉，先是習近平在越南擺足禮節與安倍見面，再到俞正聲話語中積極正面的中日關係，不排除日本在最近對中國的頻頻示好之內，包含了在釣魚島方面對中方提出更實質的承諾。作為現實主義政治家的安倍很清楚，在中美關係逐漸回暖的今天，於安全問題上發力並不明智。

    歷史爭議持續糾結

相比近幾年出現的安全衝突，歷史問題困擾兩國的時間似乎更長，而且分歧亦更加根深柢固。踏入新世紀以來，中、日、韓三國曾兩度提議共同編寫歷史教科書，卻屢次功敗垂成。更為棘手的是，安全問題尚可通過政府間的溝通紓緩，但在歷史問題上達成共識，不僅需要政府努力，更需要國家內所有政治派別，乃至一般民眾的參與。

一直以來，日本首相和政府在重大紀念日均會發表相關談話，否定二戰時軍國主義政權所犯下的過失。直至1995年的終戰紀念日上，時任首相村山富市發表經典的《村山談話》，承認日本藉由殖民統治和侵略，對許多國家的人民造成重大傷害與痛苦，並鄭重道歉。

至今，日本政府對於二戰的官方立場並未偏離《村山談話》。2005年小泉純一郎的終戰談話中提及：「我謙虛地對待這一歷史事實，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而安倍晉三在2015年亦做出類似表述：「我國對在那場戰爭中的行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更提到這些歷代內閣的立場今後也將是堅定不移的。

聽其言，仍需觀其行。儘管日本對待二戰的官方說辭同德國並無差異，但在實踐轉型正義以取得鄰國信任上，卻遠遠不及。目前東京市內仍找不到一座國立紀念館，是紀念在二戰中受到殖民統治和戰爭罪行的受害者，這正是缺乏應有之義的表現。相比之下，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便矗立在柏林國會大樓附近，而幾乎每個德國大城市都設立相關設施，緬懷逝者，警惕後人。而在慰安婦問題上，日本各界的表現更令人側目。

美國三藩市議會上月26日決定受贈一座紀念二戰時被日軍當成慰安婦的少女雕像，隨即被右翼政黨維新會執政的大阪市解除了友好城市關係。早前韓國民間人士在釜山日本領事館外設立慰安婦銅像，日方更召回駐韓國大使及駐釜山總領事抗議。儘管日韓早前已就慰安婦問題解決達成協議，但在大部分韓國人看來，日本以協議為由，禁止銅像設立，似乎只是用金錢賠償掩蓋歷史，絲毫沒有反省和道歉的意味。

這也是周邊國家仍對日本保持懷疑的原因：在他們看來，每隔十年的終戰談話不過是重複口頭上的說辭，意圖麻痺和隱瞞國際社會，或堵住周邊國家的嘴。而日本對於戰爭的態度，卻是一如既往的曖昧。

    收窄分歧之路漫長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林泉忠早前接受《香港01》訪問時提到：「日本坐了亞洲頭號交椅差不多一個世紀，然而，隨着中國崛起，進入21世紀後，逆轉的勢頭愈來愈明朗。日本人不認為自己已經被中國超前，這種想法其實相當普遍。過渡期有一個特徵，就是大家都未做好心理準備，兩國國民欠缺心理調適，便容易有摩擦，令民族主義高漲。」一直以來，有看法認為日本存在類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維模式：順從強者，忽視弱者。這種陰霾似乎一直籠罩日本社會—歷史的責任歸屬並不重要，只需要當下強過對方，便以為能將歷史責任一筆勾銷。

自甲午戰爭起，日本的綜合國力都強於中國，更遠甚臨近的韓國。當面對局勢逆轉時，驚恐、困惑和焦慮必然交織產生。在中國方面，軍事和經濟力量雖然增強，國民卻未有「大國風範」，在此情況下，民族主義也容易滋生和高漲。在未來的幾年乃至幾十年內，日本對於中國的焦慮和不安只會持續甚或加劇。

對於上升期的中國而言，在妥當處理與鄰國關係，尤其是與日本關係的同時，也需時刻謹記自己真正需要的是利於寶貴的發展機遇，實現現代化強國建設。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從根本上改變中日之間的實質關係，彼時，日本方才會直面歷史，乃至擺脫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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