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瞭望台】印巴分治70年 恩怨沒了期
「我們應當除去彼此的恐懼、不信任和疑慮……這是一個很好的了解雙方的機會。」2014年，時任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Nawaz Sherriff）破天荒出席印度總理莫迪 （Narendra Modi）的就職儀式，其間說出這番豪言壯語，一度令人憧憬印巴這對宿敵有望消弭長久的敵意。然而，印巴本周迎來分治70周年紀念，兩個擁核國仍然劍拔弩張，衝突時有發生，暴露出雙方關係脆弱的一面。
印巴分歧早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埋下伏線，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要數印度國民大會黨（國大黨）和全印穆斯林聯盟分別在1885年及1906年成立。與初期主張教派和睦的國大黨不同，穆斯林聯盟希望建立一個團結、位於英屬印度西北部的穆斯林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英帝國元氣大傷，難以繼續有效管治印度等殖民地。國大黨領袖甘地主張在英屬印度建立聯邦，伊斯蘭聯盟主席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擔心佔總人口30%的穆斯林可能受人口佔大多數的印度教徒壓迫，主張獨立建國。當時印度各地騷亂四起，末任總督蒙巴頓（Lord Mountbatten）倉促作出決定，把英屬印度一分為二帶來混亂，當中以旁遮普的情況最嚴重——當地早於1947年3月起便出現族群暴力和強迫遷徙，接下來一年估計有100萬人遇害，逾千萬人被迫跨越印巴分界線「雷德克里夫線」（Radcliffe Line）。巴基斯坦和印度就是在暴力浪潮期間，分別在1947年8月14日和8月15日獨立。
倉促劃邊界 生靈塗炭
印巴分治的決定顯然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劃定「雷德克里夫線」的英國律師雷德克里夫此前從未到訪南亞，他領導的劃界小組在短短5日內就定出國界，草率決定無數人的命運。新德里衝突管理研究所所長薩尼（Ajai Sahni）接受《香港01》訪問時批評，英國推行印巴分治計劃的手法過急、任意和混亂。
後人往往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互相敵視，先入為主地以為雙方不共戴天，但印巴分治期間也發生了不少感人故事。英國廣播公司（BBC）女新聞編輯普里（Kavita Puri）的父親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府拉合爾出生，印巴分治迫使他離開家園，至今無法踏足故土。普里的父親憶述逃亡期間，全因穆斯林鄰居的幫助才得以倖免於難，「這才是父親想我知道的事，而不是那些可怕的殺戮，（印巴）分治雖然恐怖，但也是愛的故事。」
對現年86歲的Raj Suneja而言，當年的經歷卻是驚心動魄——信奉印度教的她原本在拉合爾定居，那裏「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很團結，就像一家人」。印巴各自立國後，一家人被迫逃往印度，其間人性的陰暗面被釋放出來，「我們在6、7月抵達火車站，車廂外部寫上我們的名字，車廂兩邊都有人拍打車窗，他們不斷高呼『真主偉大』 ，我們不敢開門……假如我們真的開門，可能早就一命嗚呼了。」
印巴分別建國後的兩個月，第一次印巴戰爭便爆發，直至1949年初才結束。兩國戰後分別佔領喀什米爾部分土地，長期對峙；第二次及第三次戰爭分別在1965及1971年爆發，其中在第三次戰爭，印度成功促使孟加拉從巴基斯坦獨立。即使在相對和平的日子，印巴雙方也時有衝突。
非暴力理念遭削弱
印巴為什麼一直難以找到解決歷史分歧的良方？這可從數個方面解釋。首先是倡議和平抗爭的政治人物被邊緣化，例如巴基斯坦的帕夏汗（Bacha Khan）一直主張以非暴力方式對抗殖民主義，他在巴基斯坦立國後組織反對黨，聲言要扮演「忠誠反對派」角色，1948年起遭當局軟禁，歷史教科書亦不提他的功績。與帕夏汗分屬好友的甘地同樣以鼓吹非暴力抗爭享譽全球，最終卻被一名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殺害。英國德蒙福特大學南亞近代史高級講師威爾第（Pippa Virdee）批評，印度由建國總理尼赫魯開始，以至當今的莫迪，都削弱甘地追求真理和非暴力的理念。
其次，巴基斯坦和印度分別強化身份認同，互相敵視，不利兩國和解。巴基斯坦建國時，真納揚言保障宗教自由，他去世後，巴國制憲大會採納《目標決議》，表明巴國憲法不會仿效西方，而是基於伊斯蘭信仰，《決議》最終寫入1956年憲法的序言。軍事強人齊亞哈克（Muhammad Zia-ul-Haq）1978年至1988年執政期間，在巴國大力推行伊斯蘭化政策，強化伊斯蘭身份認同，導致當地非穆斯林社群大幅萎縮。威爾第認為，這些政策為近年宗教思潮極端化、暴力奠下基礎。
「雖然印度不斷尋求和解，巴基斯坦仍敵視印度提出的意見，逐漸把自己轉化為伊斯蘭極端主義國家，透過伊斯蘭極端主義攻擊印度……」新德里衝突管理研究所所長薩尼接受《香港01》訪問時這樣批評鄰國。伊斯蘭極端思潮氾濫是不爭事實，但印度國內極端宗教民族思想抬頭，也不能忽視。2002年，印度教濕婆派「瑜伽士」艾迪楊納（Yogi Adityanath）創立極具爭議的組織「印度青年力量」，發動一場反對吃牛運動，「外來人」只要進食、儲存或買賣「聖牛」便可能遭暴力襲擊，甚至賠上性命。有統計顯示，86%受害者是穆斯林或「賤民」階級。令人憂慮的是，莫迪領導的執政印度人民黨（BJP）早前勝出北方邦地方選舉後，竟提名艾迪楊納出任首席部長。
在印巴有主權爭議的喀什米爾，莫迪政府也被指縱容印度教民族主義膨脹。位於當地的阿馬爾納特石窟供奉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濕婆，是不少教徒朝聖地，在莫迪執政下發展出一套頗具挑釁意味的朝聖方式——由士兵護送信徒前往朝聖，甚至安排巴士接送。統計數字顯示，在1963年只有4,000人參加阿馬爾納特石窟朝聖團，到2015年飆升至30萬。印度研究及發展政策中心主任蘇哈爾（Peer Ghulam Nabi Suhail）擔心，新德里把宗教和國家合二為一以強化對喀什米爾主權的宣示，不只擾亂當地本來就很脆弱的秩序，一旦把當地變成朝聖熱點，長遠而言會危及和平進程。
印巴和解遙遙無期的另一重大因素是立場強硬的武裝勢力。在巴基斯坦，軍方對國安政策擁有巨大影響力，往往不願見到文人政客採取溫和政策，擔心這會動搖軍隊作為國家保衛者的神聖地位。對印度立場較為友好的總理謝里夫不久前涉貪下台，雖然貪腐情況屬實，但輿論相信軍方導演了一場軟性政變。
在印度，莫迪雖然鼓吹印度教民族主義，但並非毫無改善印巴關係的意願。他前年突然造訪謝里夫家鄉，受到外界讚賞，然而就在莫迪伸出橄欖枝後不久，有恐怖份子襲擊印度空軍基地和另一處接近邊境的軍營，導致大批士兵身亡。莫迪派遣突擊隊進入巴基斯坦作報復打擊。按照過往做法，印度向巴基斯坦作出反制時會盡量保持低調，給對方下台階，但莫迪卻強硬得多，在外交上孤立對手。軍事史專家辛格（Sushant Singh）形容：「印度第一次這麼積極，而不只是被動回應，這是重大轉變」。
印巴衝突持續70年，最直接的代價當然是無數人命傷亡，但其他方面的代價也不容忽視。政治上，巴基斯坦軍方以保護國家安全為名破壞民主，當地迄今沒有一位總理能完成任期。印度對巴基斯坦的長期敵意也成為民族主義滋長的土壤。長期敵視妨礙雙方發展經貿關係，印巴兩國每年的貿易額只有25億美元，兩國人口合共15億，這個貿易額顯然偏低。
「每當（印巴）政治家向對方走近一步，一些麻煩事就會發生」，《經濟學人》這樣概括近年印巴關係的走向。確實，當莫迪試圖向巴基斯坦伸出橄欖枝，巴國極端份子卻發動襲擊，迫使莫迪在民意壓力下強硬反制；當謝里夫嘗試改善對印度的關係，巴國軍方又成為攔路虎。有見及此，英國德蒙福特大學南亞問題專家威爾第提議在兩國建立強大的公民的社會，支持世俗化的聲音。這些建議看似「離地」，但不失為解開印巴關係死結的長遠之道，因為70年積怨畢竟難以在頃刻間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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