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庚子賠款」欲歷史再現？　中西方輿論場的圍剿與反圍剿

「2009年，H1N1流感在美國大面積暴發並蔓延到214個國家和地區，導致近20萬人死亡，有誰讓美國賠償了嗎？上個世紀80年代，愛滋病首先在美國發現並蔓延至全世界，不知道給世界上多少人造成痛苦，有誰找美國追責了嗎？……2008年發生在美國的金融動盪，雷曼兄弟公司破產，最終演變成全球的金融危機，有誰要求美國為此承擔後果了嗎？」

4月20日，針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國務卿蓬佩奧近日多次聲稱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源於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言論、且要中國負責的說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以三連問回應。

一場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無情肆虐，讓全球各國都陷入了一場兵荒馬亂。疫情造成的死亡規模和經濟倒退對當政者們的挑戰如此之大，以至於找個「責任承擔者」以供本國輿情發泄，似乎成了某個範圍內的共識。

所以，印度兩個律師協會4月初向聯合國訴狀中國「秘密發展大規模殺傷性生物武器新冠病毒」索賠20萬億美元的舉止，不僅未被斥為荒誕，反而讓美國以及英國、法國和澳大利等西方國家的媒體和部分政客紛紛跟進。甚至有澳洲議員表示：如果中國不付錢，就沒收在澳中資有政府背景企業的資產。

一時間，作為最早暴發冠病疫情的國家，中國受到的責問與日俱增。從病毒來源追究、到中國製造病毒毒害全球，再到中國囤積醫療物資獲利，最終將這些指責衍變成如何向中國索賠。

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西方政客和媒體對中國形成輿論「圍剿」之勢，以至於存在於中國人頭腦中的「八國聯軍」「辛丑條約」「庚子賠款」這些已經蒙了兩個甲子塵土的名詞，似乎要從一百二十年前「穿越」回來繼續重演歷史。中國官方開始只是外交流程上的抗議，但隨着事態的發展，僅是如此顯然不夠。

所以，繼4月17日對疫情發源地——湖北省武漢市的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數字進行大幅修訂之後，中國又在4月19日進一步披露最初七例病例的會診記錄，間接回應外界對疫情起源和早期應對的質疑。不過中國官方堅稱，中國在疫情信息發佈上始終抱着「公正、透明、負責任的態度。」

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4月17日就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確診病例死亡數訂正情況進行了通報。通報稱，截至4月16日24時，確診病例核增325例，累計確診病例數訂正為50,333例；確診病例的死亡病例核增1,290例，累計確診病例的死亡數訂正為3,869例。

官方解釋稱，出現以上數據差異的原因這是，一是由於疫情早期有患者在家中病亡；二是救治高峰期醫院超負荷運轉，客觀上「存在遲報、漏報和誤報現象」；三是少數醫療機構未能及時與大疫情網對接、報送信息；四是有些死亡病例信息登記不全，存在重報、誤報情況等。

在武漢官方此次修訂數據之前，中國新冠肺炎疫情的相關數據一直受到外界的質疑，尤其是疫情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大爆發、且無論是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數據遠超中國之後。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但是外界對中國的質疑之聲越來越多。

客觀來說，在疫情爆發之初出現「遲報」「漏報」「誤報」和「重報」等現象並非中國特有。疫情蔓延全球之後的現實已經證明，防控不及時和紊亂是很多國家在疫情衝擊之初的普遍現象。法國、意大利和英國都承認死亡病例存在嚴重少報，這其中包括從未入院的人，尤其是在療養院和養老院的人。武漢市作為新冠疫情的最早爆發地，且人口超過千萬，初期出現恐慌效應後現在看並不值得詫異。當地地方官員曾經的措手不及、進退失據，一方面需要被追責，另一方面也需要了解其中的治理困局。

在支持者看來，中國政府對疫情數據的修正，是尊重科學以及專業態度的展現。不過即便是進行了數據修訂，也不能讓所有質疑的聲音消失。事實上，中國在修正疫情數字後，美國總統特朗普繼續在Twritter發文稱：中國的實際病亡人數遠遠比上調後的數字更高，而且肯定「比美國高得多」。當然，特朗普也依然沒有給出「中國病亡人數遠遠高於美國」的具體證據。

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4月18日深夜發佈對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與重症醫學科主任張繼先的專訪視頻。這位曾在今年2月被官方給予「疫情上報第一人」記大功獎勵的醫生，受訪時首度公開武漢最初7名新冠肺炎病例的會診紀錄。這份會診記錄後的總結寫道：繼續積極治療，對症處理；建議在報區疾控部門基礎上，繼續報武漢市、湖北省疾控部門，組織專家會診。

張繼先表示，2019年12月27日中午上報區疾控中心後，對方當天下午就來做流行病學調查，同時也採集了病人的血液和咽拭子；2019年12月29日會診上報後，區疾控同樣採集病人的血液並問病史，「我覺得他們反應還是挺及時的。」她表示，當初覺得可能是傳染病，但沒想到這麼嚴重。對於遭質疑為何不更早向外公開時，張繼先表示，當時尚未有結論，認為應謹慎。

中國政府早期在困惑中行動，無法準確判斷自己面對的病毒到底有怎樣的特質。雖然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準備有所提前，但是當疫情在自己的國家快速爆發，當政者同樣表現得措手不及。面對壓力，執政者為了轉移外界注意力採用一些政治手腕似乎是常態，但是為了擺脱責任陷入到一些明顯荒誕的陰謀論中則太過違背邏輯。

諸多來自美國的指控，如中國製造病毒之說（結果中國最先坑害了自己），指控中國在1月23日封城前讓幾百萬人離開武漢污染全世界（事實上即便這些人全部出境也要先經過中國其他地方），批評中國對醫療物資囤積導致價格超高而獲利（事實上拋開中國在這麼短時間如何囤貨不說，價格變動與其說是中國廠家獲利，不如說是美國諸多代理商賺得太沒有底線），都經不起邏輯推敲。

但是就如有分析所稱，當疫情讓世界的運轉似乎失去了控制，人們往往需要某種自己能夠理解、控制、描述、解釋和預測的可能性。如此心理影響之下，「陰謀論」在某種程度上讓一些政客擺脱了對偶然的、不可知的恐懼。這或許正是西方輿論不斷圍剿中國的邏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