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一場索賠鬧劇 中國要如何應對
新冠病毒（2019-nCoV）在世界範圍的大流行已經給各國社會和經濟造成了極大損失，而在流行病的嚴峻打擊下，針對作為爆發地的中國是否應為此承擔法律責任，並對其他受害國家做出賠償，已經引發了廣泛爭論。
主張向中國索賠的聲音，大多將中國政府在疫情初期的隱瞞行為作為理由，同時，也質疑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存在水分，從而影響了各國的判斷和後續反應。在《War on the Rocks》網站的一篇文章中，作者認為中國的隱瞞行為違反了對相關國際法的承諾，而疫情導致的嚴重後果會使中國面對數萬億美元的賠償。
事實上，中國政府已經收到了大量的訴狀，在3月份，至少有四起訴訟分別在美國的佛羅裏達、德克薩斯、內華達和加利福尼亞發起，其中一起甚至搬出「生化武器論」，對武漢病毒所和中國軍方提出了控吿。4月份，印度國際司法委員會也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申訴要求中國賠償。此外，美國國會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提出議案要求對中國政府進行調查，其中包含為病毒爆發「設計賠償機制」的條文。
不過，要求中國賠償的論調雖然來勢洶洶，但在邏輯上未必站得住腳，而且也缺乏國際慣例的支撐，將中國描述為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唯一元兇，其實推卸了當事國政府在衛生治理上的責任，而從本質上看，更是有地緣政治的因素在其中推波助瀾。
向中國索賠的不合理性
在提出任何索賠的要求前，首先必須要有事實作為基礎，認為新冠病毒是「生化武器」，顯然並沒有確切根據，科學界的主流觀點仍斷定這是自然生成，因此沒有理由讓中國為一種自然災難全盤買單。在國際慣例上，在傳染病領域確立國家賠償的原則並不現實，這是因為任何國家都可能出現具有跨國界傳播潛力的致病威脅，比如，2009年引發大流行的H1N1病毒起源於北美，並沒有任何國家進行認真的索賠。再如，今天困擾全世界的愛滋病和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均與美國有關，但未曾聽說有國家要求追責美國，更沒有國家向美國政府索賠。
目前流行的主要索賠觀點認為，中國政府的隱瞞行為導致了賠償的義務，但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也未必如此。《國際衛生條例（2005）》中，並沒有條款規定，違反條約並對他國造成損害將必須予以賠償，儘管國際習慣法確信違反國際法的國家有義務為其錯誤行為進行補償，但在流行病爆發領域，還沒有這方面的先例。不管是在疫情通報問題上，還是在設置貿易和旅行限制問題上，國家的違背條約行為都沒有受到嚴肅的追責，這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默契。
此外，儘管中國的地方官僚在疫情防範初期涉嫌隱瞞疫情真相，並錯過了扼殺病毒的最佳時期，但中國政府不僅沒有違背向國際社會發出通吿的義務，而且通報非常及時。在世衛組織公布的抗擊新冠肺炎行動時間線中，中國最早於2019年12月31日向其報吿了武漢的一組肺炎病例，最終確認了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同時，美國疾病防控中心（CDC）主任雷德菲爾德（Robert R. Redfield）也承認和中國CDC主任高福在1月3日通了電話，後者向白宮遞交了報吿。況且，世衛組織在疫情初期也給予了中國政府防治工作的肯定，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也都曾在中國疫情早期誇讚了中國在透明度上的進步。
更重要的是，在三月初，中國的累計確診達到8萬例，封城超過一個月時，美國的確診還不到100例，美國完全清楚新冠疫情的危險性，並有時間去阻止其在美國的大爆發。不過，現在美國的累計病例已經超過了50萬，足以說明特朗普政府應對的失策，白白浪費了中國以巨大代價為世界抗疫爭取的寶貴時間窗口。所以，與其站不住腳地控訴中國，不如反思和檢討，為何在中國已經發出預警甚至採取封城措施那麼久後，西方國家還重蹈中國初期的失誤，甚至犯下更為嚴重的錯誤。這也反過來說明，向中國索賠的說法根本不合理，屬於無稽之談。
賠償論的政治動機
現在的索賠主張，與其說是依法理追責，不如說是出於政治動機進行運作。正如之前提到，特朗普從疫情初期對中國的稱讚，逐漸轉向了「中國病毒」的污名化運動，他指責中國的審查和非自由制度延誤了對疫情的管控，使得全世界被拖下水。這種說法的巧妙之處在於，將危機的處理失當完全轉化為了某種政治模式的罪惡，使公眾的注意力得以從特朗普政府的失職上轉移。賠償論也正在起到相同的作用，雖然其並不由特朗普政府提出，但是受到共和黨議員的熱心支持和運作。
將這種主張放在中美戰略競爭的視角下觀察，之前所提到的不合理之處也就有了解釋。冷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內，流行病爆發期間國家行為的主要考慮尚不是如何訴諸政治目標。在2003年「非典」爆發和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期間，國家間沒有出現嚴重的輿論和政治攻擊，更沒有像現在一樣對某一國家提出經濟索賠，因為當時的主要國家並不是通過地緣政治視角看待大流行。
不過，國際格局的變革使得大國博弈成為了當下世界的主基調，任何重要國際事件都不會擺脱這一基調的影響，作為這種國際背景下首次發生的嚴重全球性疫情，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自然會成為中美角力的一處重要戰場。在有效地控制疫情之後，中國的官方敘事已經轉向了對其「抗疫」經驗和模式的讚揚，並拿來和外國，特別是美國的行動相對比。在這種宣傳攻勢下，特朗普政府自然不會坐視中國借疫情之機擴展其影響力，在美國疫情尚未有效控制和宣傳危機下，抓住中國在疫情初期的失誤做文章，轉嫁自身應對疫情的失職責任，就成了有限的選擇之一。
中國怎樣應對賠償論
危機時期的信息缺乏引發了公眾對各種來源消息的渴望，這為國家和組織歪曲事實和扭轉敘事提供了方便，正如「西班牙大流感」並非起源西班牙一樣。新冠肺炎的起源和爆發到目前為止仍缺乏廣泛接受的解釋，任何一方都可以按照一定邏輯組織起有利於自己的敘事，因此，在西方掌握輿論主導權的當下，向中國追責和索賠的論點有可能會越來越流行。
儘管如此，由於賠償論本身存在的種種邏輯漏洞和不合理，通過訴訟程序達成索賠的可能性並不高，這更多的是給中國帶來了國際輿論壓力，並促成其國家形象惡化，影響力受限的結果。因此，中國政府對此的回應也不應僅是在法理上駁倒對方，而更多要以實際行動扭轉當下外界對它的負面印象。
在短期內，中國可以重視並改善其食品安全法規，且調整其疫情通報機制，如果另一種產生於野生動植物的病毒出現，能夠立即向國內和國際社會透明地發出通知。中國也應繼續與世界分享疫情相關的信息，並投入資源領導疫苗和治療方法的開發，幫助全球社會盡快渡過難關，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從中期來說，為了改善當前的國際形象，並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中國應採取措施以幫助疫情後的全球經濟復甦。此外，中國還可以在未來投入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和低收入國家建立起食品和衛生監管制度，以防止在世界不同地區再次發生類似的大流行。
從根本上說，中國的確為當下世界所遭遇的災難負有責任，不過，並不是因為疫情最初在中國爆發所產生的責任，而是作為一個負責任和有能力的國家在人類深陷危機之際，應承載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