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廣州非洲人　考驗中國政府更考驗國民

從4月初開始，廣東省廣州市面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輸入性風險，對在當地生活的為數眾多的非洲籍人士採取篩查、隔離等防疫措施。這一切似乎都成為4月中旬中非關係緊張的根源，加之內地網民在互聯網上散布的偏見和美國政府的從旁「煽風點火」，更幾乎釀成了一起外交爭端。這場風波給中國政府帶來了挑戰—不僅僅是外交上、抑或地方政府對外籍人士的管理上，以及對中國社會來說，它都構成了挑戰。

4月初，一名尼日利亞籍男士被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後拒絕被隔離，甚至在廣州第八人民醫院咬傷一名女護士。與此同時，全國各地輸入性風險加大，廣州市地方政府從4月4日開始進行了一次全方位的篩查。根據廣州市政府上周一（4月13日）提供的資訊，廣州對在穗4,553名非洲籍人士進行了核酸檢測，共檢測出111名非洲籍在穗人士核酸檢測呈陽性，其中19人為境外輸入型確診病例，包括無症狀感染者。

針對這些情況，廣州採取了包括醫學隔離觀察在內的眾多措施，對拒絕配合的外籍人士發出收回居留權、限期出境等警告。

▼圖輯｜早前報道，網傳3名在廣州的尼日利亞人被防疫部門從酒店公寓強行帶走隔離、收繳護照，尼國總領事到場交涉，雙方一度爭持

風波如何被煽起

根據4月7日廣州市政府提供的資料，越秀區外籍人士中，尼日利亞位列第三，僅次於美國和馬里，有227人。自從尼日利亞籍男子咬傷女護士事件後，廣州地方又篩查出至少四名尼日利亞籍確診病例。

爾後，廣州地方政府按照中國疫情防控重心的轉變，強化了境外輸入性風險的防控，這本無可厚非。但4月10日，尼日利亞外長奧尼亞馬（Geoffrey Onyeama）和眾議院議長格巴賈比亞米拉（Femi Gbajabimila）分別會見了中國駐尼日利亞大使周平劍，要求就一些疑似尼日利亞公民在廣州受歧視的視頻片段做出解釋。

那些視頻似乎顯示，三名居住在廣州三元里的尼日利亞人被地方政府帶走隔離，並被沒收護照，而尼日利亞駐廣州總領事館人員與廣州地方官員發生爭執。

在隨後兩三天時間內，在廣州的非洲人被指受到歧視的消息被媒體不斷放大，導致加納、肯尼亞、塞拉利昂、塞內加爾，以至非洲聯盟，先後發表聲明或傳召中國大使向中國政府施壓。4月12日，非洲國家駐華大使聯名致信中國外交部，要求中國政府解決他們對非洲人在華遭遇的關切，特別是在廣州有一些非洲人遭到「不公的對待以及歧視」。他們指出，對非洲人的「污名化和歧視」容易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好像病毒是非洲人傳播的。信中要求「立刻停止強制性（病毒）檢測、隔離和其它一切針對非洲人的非人道做法」。

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也借此機會對非裔美國人發出廣州旅行警示，美國國務院一名發言人則直接以一種嘲弄的口脗稱這件事提醒世界，「中國與非洲的合作夥伴關係事實上多麼地淺薄空洞。」

廣州地方政府對此作過澄清，表示絕不存在歧視行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不得不在4月12日深夜發表談話，再三申明會一視同仁，「針對當前一些非洲朋友的關切，廣東方面高度重視，迅速進行梳理排查，加緊改進完善工作方式，包括按照無差別對待原則落實各項健康管理服務，指定專門酒店供需要醫學觀察的外國人入住，適當減免經濟困難人員住宿費用；同外國駐廣州總領館建立有效溝通機制；堅決反對任何種族主義、歧視性言論等。」

險些釀成外交爭端

次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與非盟委員會主席法基（Moussa Faki Mahamat）通話，斥責某些勢力挑撥離間中非關係。同日，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陳曉東集體會見部份非洲國家駐華使節，呼籲他們全面理性看待，從國際防疫大局着眼。中國外交部的密集澄清，有助於消除非洲國家駐華使節的疑慮。

上周二（4月14日），周平劍再度與奧尼亞馬會面。在隨後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奧尼亞馬一改日前的對華態度，明確表示這場誤會是因為尼日利亞民眾僅僅根據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視頻作出的錯誤解讀，誤以為尼日利亞人和非洲人在防疫過程中被「挑選出來」，有針對性地被加以區別對待。至此，這場險些釀成外交爭端的意外事件才被徹底化解，不過，它終究還是揭開了廣州非洲人這一特殊群體的敏感性。

事實上，作為中國外貿窗口城市，廣州市政府應該說擁有相當豐富的外籍人士管理經驗。根據最近的一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2010年，第七次），外國在華人口以北京、上海和廣東最為聚集，佔全部國際移民人口的62%，廣東所佔人數最多，超過三分之一，其中廣州及其周邊以非洲籍人士最為聚集。為此，廣州市建立了所謂的「大外管」服務，在越秀區散居外國人達到200人以上的十多個街道建立了外國人管理服務工作站。

但是，這次疫情下的非洲人管理仍然出了「狀況」。儘管廣州市政府出面澄清，強調對各國來華人員一視同仁，而且還邀請中國最具權威的呼吸病專家鍾南山出席一場由包括尼日利亞等19國外籍專家參加的座談會，介紹中國成功的隔離和封閉防控措施，但廣東省有關外國人必須接受新冠肺炎調查、檢驗、採集樣本、隔離治療等防疫措施的要求，卻被海外媒體視為廣州地方政府奉行帶有歧視性質的強硬政策。

不僅僅是管理困難

風波之所以發生，當然有廣州非洲人這一群體本身的問題，事實上在2017年，全國政協委員潘慶林曾提交一份名為《建議國家從嚴從速全力以赴解決廣東省非洲黑人群居的問題》的提案，呼籲重視隱患，這是在提示，地方政府處理類似敏感問題上需要更多的細心與耐心，也是對中國政府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水平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更重要的是，疫情下的廣州非洲人管理困難並非簡單的地方政府措置失當、粗暴執法等現代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欠缺的問題。在這次事件中，很多關於歧視的爭議源自房東抱持種族偏見的行為，內地社交網絡上的民粹主義言論更是推波助瀾。這一切都為地方治理製造了難度和障礙，甚至無法排除地方政府被民粹情緒綁架的個別案例。

實際上，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範圍內，國際移民都是一個極其敏感的問題，尤其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民族構成較為單一的民族國家來說，其對外來人口的接受程度或者說包容度，是完全不同於移民國家的。例如像美國這樣的移民國家，其建國歷程本來就是基於對土著印第安人的驅逐，對非洲被販賣「奴隸」的奴役，加之其佔據社會上層的白人社會也因為來自於不同的歐洲母國，存在根深柢固的「鄙視鏈」。

至於中國，它在歷史上曾保持着一種開放的姿態，但那是基於一種國家實力的平等甚至是居高臨下式的，近現代歷史上西方世界的殖民侵略和亞非拉國家的被殖民，在中國社會打上了很深的民族烙印。它帶有兩面性，有時會激發一種民族主義愛國熱情，甚至會發展為民粹主義的排外情緒；有時會內化為對自我的極度不自信，服從於西方殖民秩序下的種族等級觀念，將白種人、黃種人和黑種人分成三六九等。

但是，世界的政治經濟在不斷變化，殖民枷鎖已經解除，中國已經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全球的聯繫更是廣泛而深入，如果中國人的心態仍然停留在上個世紀，甚至上上個世紀，就沒有可能建立完整的自我認同和健康的大國國民心態。

所以，歧視是否存在或衡量一個社會現代與健康與否，不光要看政府的治理能力高低，還要看民眾能不能展現出與之匹配的現代素質。這也意味着若想早日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不能光靠政府或中共，還得有社會土壤的現代化，其中關鍵是培養人民的現代性。

一個國家的方方面面都隱含在它的人民中間，對於「第五個現代化」來說，同樣如此。國家治理從來不是空中樓閣，更不可能憑空而生，而是依託於社會土壤，建立在一個個具體的人之上。一個個具體的人，呈現何種程度的素養，必然會投射到整個國家身上。一個個具體的人與現代化的距離，從根本上決定着整個國家與現代化的距離。

因此，只有當中國人的民族性，在不斷地學習中變得更加成熟理性、更加包容自信、更加文明和現代，社會土壤才會更加現代化。

上文刊登於第21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4月20日）《疫情下的廣州非洲人　考驗中國政府更考驗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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