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港版二二八」輿論發酵　歷史傷痛不該成為政治提款機

香港西貢區議會3月3日召開大會，提出動議將區內兩處公園命名為「周梓樂紀念公園」和「陳彥霖紀念公園」，稱以此紀念兩位在反修例期間過世的香港青年。後來陳彥霖母親出面表示反對，且其他議員在會議上批評此舉是在「吃人血饅頭」，該動議最終被擱置。

據提案者泛民派區議員柯耀林的說法，他是希望參考台灣「二二八和平公園」的做法，建議將公園以「周梓樂」和「陳彥霖」兩人命名，藉此「不欲遺忘兩位同學的離世」，並逼使香港政府還原事件真相。

事實上，不只是此次的公園命名事件，早從香港反修例期間，凡是有參與者與反對派人士受傷或離世，但真相尚未水落石出之前，香港和台灣許多媒體經常輕易將之冠上「港版二二八」的帽子。甚至有論者稱香港正在重演台灣的二二八事件，是台港對抗中共的「夢醒時分」云云。除此之外，香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在今（2020）年2月28日遭到港警拘捕，許多媒體也立刻以「港版二二八」下標加以報道。

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發生於1947年，當時台灣甫脱離日本殖民統治兩年時間，由於兩岸社會發展的落差，加上國民黨官員在台灣貪污腐敗，遂以查緝私煙案為導火線，引發台灣民眾反抗國民黨政府的一場運動。事件在國民黨政府鎮壓後，隨之而來的朝鮮戰爭，由於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國民黨政府配合美國在台灣發起「白色恐怖」，許多左翼人士遭到刑殺或關押，二二八事件在往後的戒嚴時期成為一個禁忌話題。

當台灣黨外民主運動興起後，為了對抗國民黨政府，二二八事件不只重新在歷史的迷霧中被挖掘出來，復因為政治需求，又將該事件進一步簡化為「中國人欺負台灣人」的歷史敘事。及至李登輝上台之後，再加上後續民進黨執政，經過分離主義的加持，「二二八」從反抗國民黨的象徵，進一步被上綱為拒斥中國的政治圖騰。在民主化過程之中，台灣政治人物雖稱「二二八」帶來了族群和解的反思，但不少實際作為仍將「二二八」作為「政治提款機」，訴諸敵視與仇恨，反而加深了台灣社會內部的對立和撕裂。

而這套「二二八」敘事，在「台港想像共同體」的推波助瀾下，也隔海傳播到了香港。在中共面前，台獨派和香港反對派無不認為自己是被中共壓迫的「受害者」，從而在簡化和曲解歷史的情況下，移植台灣的「二二八」論述，套進香港社會的「受害者」情境裏，試圖營造出台港從歷史到今天都不斷受到壓迫的圖景。在這個過程中，別有用心的政客當然會利用歷史來炒作，挑動民眾的憤怒情緒，藉此獲取一黨一己的政治利益。

歷史最終淪為了政客的工具。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如果放回歷史的脈絡來看，首先應該理解到當時兩岸是處於統一的狀態，台灣的問題是中國近代史的一環。1947年正是整個中國的「轉折年代」，不只是台灣，大陸各地都發生了各種反蔣運動，二二八並非孤例，更深層的來看，其實是中國現代化道路之爭在台灣的縮影。

其次，正如去（2019）年11月病逝的二二八參與者（謝雪紅「二七部隊」敢死隊長）陳明忠先生所言，當時台灣的熱血青年，並未因二二八而走上台獨，而是對「白色祖國」（國民黨）失望，改為寄希望於「紅色祖國」（共產黨）。許多台灣知識青年因此認同左翼理想，不少人加入了中共地下黨，也才有了之後國民黨白色恐怖對左翼人士的鎮壓。

再者，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既有其在中國視野之中的普遍性，亦有在兩岸歷史裏的特殊性。1945年台灣光復之前，台灣受日本殖民統治長達51年，兩岸無論官民都存在着相當程度的不理解，也是引發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之一。然而，這場以衝突形式展開的運動，事實上也隱含着另外一面的意義，亦即當時省內外人士正是因為看到了隔閡所產生的鴻溝，從而不斷呼籲應該增進理解、信任與融合，受人敬重的台灣作家楊逵在當時就是一面大旗。

因此，歷史需要辯證地來看，只看到一面而避談另一面，不只是出於無知，有時候更是斷章取義用以服務於政治所需。二二八事件就是一面鏡子，「省籍衝突」或「中台對抗」只是流於表象的解讀，這場動盪反而更為深層地體現出中國近代歷史的脈絡，也才能藉此認識事件的完整性。它既是民族的歷史傷痕，也是內部得以省思、進步、走向團結的一個重要契機。

香港的政治人物在大談台灣二二八事件時，不該只看到台灣政客為了動員民粹的解讀，更應該看到這個事件經歷了73年漫長的時間沉澱，香港能從兩岸關係之中得到什麼正面的啟發。台灣正是把歷史政治化，棄真相於不顧，從而讓政客年年當作政治提款機，形成了套在社會頭上的緊箍咒，只要咒語一念，社會隨之紛擾對立不休。香港當然可以談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但它應該是促進香港社會弭平撕裂的借鑑，也是官民之間可能重建信任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