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站：香港人的「痛」中央是否明白

2020年伊始，來自中國地方官場的駱惠寧就任香港中聯辦主任。此時始於2019年6月的香港修例風波已經逐漸平息，中央和香港難得有時間和精力反思修例風波發生的原因，並下決心制定針對性改進方案。

那麼，香港治理究竟錯在了哪裏？為什麼會發生持續半年之久的修例風波？在爭論已久的產業結構失衡、社會中下層民生困窘、政治糾纏和輿論誤導之外，長期以來中央對香港形勢缺少了解和聯繫，也是其中關鍵。

最終發作的香港之「痛」

這場修例風波的發生屬實過於突然，其導火索是一個發生在台灣的香港人兇殺案。而在這之後發生的一系列逐漸「失控」的連鎖反應，暴露出香港民意與中國內地、與中央政府之間關係的疏離、脆弱，甚至可以說是尖鋭的對立。從兩個細節就可對此有所了解，一是香港市民反修例的直接原因就是對內地政治環境和司法制度夾雜着恐懼與蔑視的不信任，二是中央政府對香港政府修例動議並不知情。

但是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上級的中央政府，不通香港民情民意的風險和代價是巨大的，最終導致嚴重動搖香港根本的修例風波，也就不足為奇。而這些都是需要做出針對性改革方案的地方。

自1997年香港迴歸中國以至2019年夏天，20多年時間裏，香港的問題一直在積累和發酵過程中。例如在經濟方面，香港人多地少，房屋需求巨大，卻長期限制土地開發面積和房屋供給速度。作為中國對外溝通平台留置海量資本，被集中引導投注到地產界，由此形成的新型「地主制經濟」嚴重擠壓工業、互聯網、科研等其他產業，同時盤剝香港市民收入，是香港民生困頓、住房困難、貧富分化的重要原因，卻長期得不到有效引導和規制。而中央對香港的讓利、施惠之舉，以及在周期性經濟危機時力保香港經濟，這些做法固然延續了香港的「繁榮」，卻也固化了香港經濟「脱實向虛」的路徑，令其經濟方面的問題得不到正視和調整。香港地產和金融界成為「最大贏家」，香港普通市民則淪為「最大輸家」。香港人心有怨氣也在情理之中。

再如在政治層面，中央對港「垂拱而治」，不提「全面管治權」，港府則奉行「小政府」的運作模式，「井水不犯河水」成為雙方的默契。香港由此成就「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美名，其全球人類自由指數排名第3位。這種「自由」從另一個視角來看也是執政者的「不作為」。中央對接香港更多是通過香港精英，特別是與香港富商和政界高層密切交往，而與香港中下層失去了聯絡。再加上一向紮根香港社會的建制派的陣地也明顯收縮，香港社會形成了自成一體的運轉邏輯，不僅排斥建制派、港府和中央政府，而且其輿論情緒趨於極端，香港與內地情緒嚴重對立，中央的任何言行都被「妖魔化」，可以說是香港回歸後最不好的一種結果。

中央涉港方面對於香港這些潛移默化、長期發酵的問題缺乏了解，或是認識不到問題的嚴重性，傳遞不全面不準確的信息，無法對香港發揮積極的溝通、協調和引導作用，這些或許都是值得反思之處。

當然，中央層面也應該有所反思。或許，即使中央層面很多決策成員也沒有預料到中國內地自身的發展形勢會如此可觀。

基於改革開放之初很長時間以來的發展差距，香港被普遍視為成功的案例，甚至是中國內地的學習對象，例如中國內地的房地產開發就參考了香港的模式。很多人認為香港一直保持迴歸前「自由經濟」的樣式，「馬照跑、舞照跳」，就會一直「歌舞昇平」。那麼，中央層面也就無意去介入和了解香港的情況，也沒有經驗和眼光去發現香港存在的問題，更無力去解決那些問題。

但是沒有想到，在短短20年時間裏，中國內地GDP從1997年9,616億美元增長到2017年的12.24萬億美元，香港僅由1,774億增長至3,414億，香港GDP與中國內地的比率從18.4%聚降至2.8%。當然如果與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相比，這種反差會更加強烈。

中國執政者在改革開放40餘年裏收穫巨大發展成就的同時，也逐漸摸索出一套系統性的治理邏輯和方式，其執政能力有所提高，也擁有了相當的自信。中國內地的治理水平在某些方面走在了香港前面，例如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金融風險治理、房地產行業調控、民生改善等方面。

因此，香港問題的持續積累與最終爆發，是一場時代性的困局。就如同在中國內地封閉和落後的同時，作為中國對外聯絡中轉站，受到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卻能夠大踏步邁向繁榮。身處其中的人們，都受到所在環境和時代階段的限制，以後人的眼光去挑剔前人的探索是不適當的。

如今香港正在歷經的波折，放在過去數十年來近乎一帆風順的歷程中來看，儘管顯得異常突兀，對早已弊病纏身、虛火過旺的香港來說卻也是一次難得的「回調」，讓習慣了順風順水、無為而治的執政者們更清醒地認識到政治是一項何其沉重、複雜和艱難的事項。對香港這一座城市的治理已是如此，對人更多、地更大的整個中國治理而言當更是如此。

正視香港之「痛」

香港與中國內地仍有很大不同。中國內地所有地區都有自上而下的，中央可以一以貫之、完全掌握的完整政治架構。香港卻在「一國兩制」之下實行另一套適應西方資本主義選舉民主的制度。香港自身擁有「高度自治權」，長久以來形成了自我治理的完整架構，再加上政界側重「兩制」思維、民意存有反中情緒、中央長期籠絡倚重的富商則只求逐利自由與財產保值，中央與香港的關係很難有所增進，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也就難以落實。從這一角度來說，香港的修例風波也是其自我改革，以致行穩致遠的一個難得的契機。

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中央對香港治理的改進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激發與引導香港管治團隊發揮更積極作用，承擔更大責任，改變香港政府「小政府」式的運作模式，在中央支持、立法會和建制派配合下施以更大力度推進涉及香港深層問題的治理，例如在改善基層民生狀況、引導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以法治的方式消解教育、網絡等領域的違法行為。

其二是加強中央與香港之間的聯絡，延伸中央對香港的觸角，擴大統戰範圍，對接香港社會中下層和年輕人，全面準確掌握香港的民情動向，重塑與中央的及時高效溝通渠道，並與香港管治團隊形成協調配合，構築一層保障香港行穩致遠的防護網。

香港是一個繁華的都市，但並不是一個完美的地方。香港繁華背後一直有着自己的「痛處」，香港人有怨氣也是情有可原，如今已經不能繼續「後知後覺」，也不能繼續「諱疾忌醫」。正視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中央與香港需以極大的決心與合力，才有望逐漸消除香港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