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田飛龍．下】港版「顏色革命」倒逼香港特色資本主義

已經公布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中，對於香港問題有專門一個部分的論述，雖然內容不多，但對於香港反修例以來暴露出的問題針對性很強。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說明」中提到，「堅持和鞏固什麼，完善和發展什麼」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具體到香港問題，究竟該「堅持和鞏固什麼」、「完善和發展什麼」。
圍繞這些話題，香港01採訪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田飛龍。訪談分為兩個部分推出，此為訪談下篇。

上篇為：【專訪田飛龍．上】香港的國安漏洞付出任何代價都必須彌補

香港01：你剛也提到選舉民主制度變與不變的問題，從北京的維度考慮，會不會在香港的政治安排上有所為？其實我們是呼籲重新思考香港政治安排的問題的，雖然重啟政改解決不了所有問題，但確是很多問題的總源頭。

田飛龍：我覺得中央在政改方面不會直接做回應，因為這是中央的底線，而且中央認為「831」決定已經解決了香港政改的法律框架問題，只有香港的反對派表現出對該決定的認同與認可，以及香港反對派表現出最低限度政治忠誠，至少是《基本法》框架內的忠誠，我覺得按「831」決定來繼續推動政改才具有了操作可能性。中央不會思考任何第二條軌道政改的思路，不可能撤回「831決定」。尤其是在反修例所造成的這種反抗還有社會分裂形勢之下，中央更加認為啟動政改會是不安全的政治選擇，並且完全不可能重建「一國兩制」的繁榮穩定以及中央的管治威信，造成的後果反而是更加激烈的反國家，反中央，以及利用政改的形勢進行徹底的奪權。

在政改之外，中央實際上是希望加強行政主導，加強國家安全的法律保障，同時為了國家改革開放的總體安全而適當地部分替代香港已有的優勢和功能。與新加坡合作，然後壯大澳門，以及做大深圳，用這樣一些方式使得香港感受到一定的壓力和挑戰，使得聚焦轉型發展及與國家和解合作重新成為香港精英以及多數人的理性選擇。所以這次運動不能只是說示威者要求什麼就回應什麼，中央不是這麼被動的，中央考慮的是要結構性解決香港問題。結構性解決香港問題就是要讓香港認清楚自身現在的地位、角色以及與國家的關係，付出任何代價都必須讓香港認清自己。而唯有香港認清自己的真實命運與道路，新香港的重建發展才有可能。代價止損的責任更多會落在香港社會本身，因為高度自治意味著高度責任，而國家掌握時間與主動性，可以長期等待。

香港01：之前採訪香港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時候，他說重啟政改可以讓港人不至於那麼絕望，「沒有盼頭」。也有台灣學者建議，「831」之外，北京可以集思廣益，讓各方討論香港政改的問題，具體怎麼重啟、展開等。

田飛龍：不可以，他們或許有善意，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政改問題中央已經做決定，它不是一個需要再討論的問題。它跟2010年政改不一樣，跟2007年也不一樣，那時候的政改沒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法律方案，但是「831」決定已經提供了完整的方案，現在要做的不是中央提出政改或者重啟政改，要做的是反對派怎麼理解、接受「831」。不接受「831」香港就沒有政改，這沒有討論餘地。只有認同「831」以及在「831」基礎上凝聚共識、推進政改的問題，絕對沒有從頭再來重啟政改的問題，更沒有說討論政改怎麼做的問題。政改就像做布丁，「831決定」的食譜已經有了，剩下的只是如何照著做的問題。這就是討論香港政改問題的法律基礎和政治空間。

香港01：如果政改這個核心問題沒有討論可能性的話，香港問題真的能解決嗎？

田飛龍：中央也未必那麼著急去解決香港問題，因為這是中西方博弈背景下的議題。香港問題的性質就像中美貿易戰一樣，中央並不急著在中美貿易戰中達成協議，背後的思路就是展現一種以我為主的戰略定力，讓對手自己內部發生變化，讓對手重新思考自己的策略選擇。因為如果對方提出幾個訴求都是你不斷回應的話，這個時候你就顯得很被動，而且很容易進入對方的政治邏輯陷阱。現在並不是再給香港人甚麼希望的時候，而是讓香港人絕望之後重新理解國家，重新理解自己身份與前途的問題。他們原來那種希望近乎追求「完全自治」，其設想、出發點以及對香港與國家關係的理解，在中央看來需要改變。這個邏輯很冰冷很殘酷，但是似乎越來越成為中央政策選擇當中的一種共識。所以中央不著急，因為中央知道到底對打的是什麼，不是打任何一個具體的議題，打的是香港內心的虛妄與驕傲，經此決定性碰撞後它才會重新理解自身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香港01：我們一直在等待一個香港民意的轉折點，但是好像一直沒到來。

田飛龍：那就繼續耗下去。這個就是國家意志與地方意志的較量，就是「一國兩制」到底向何處演變的較量，到底是完全拒絕國家力量、國家戰略進場，還是國家要主導融合發展，香港要跟國家一起致力於民族復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然大多數民意不轉變，沉默、觀望甚至怯懦，中央不著急，用時間與成本來擠壓民意中的機會主義水分，最終形成支持「一國兩制」融合發展的穩定多數民意。

香港01：北京在等待香港民意轉變以利於發展大局，港人又在等待自己的呼聲被北京聽到，最現實的止暴制亂卻還是解決不了。

田飛龍：這裏面的互動邏輯很好玩。香港一出事情，香港希望中央看到香港人這種力量，看到香港人的邏輯，還有香港人的價值觀，香港人跟西方的聯繫，以便讓中央停止，別再採取全面管治權了，甚至一地兩檢都別搞，大灣區也別把香港融入發展的太厲害。可中央並不這麼理解他們。中央認為「一國兩制」當中自己有正當的管治與融合發展的政策制定權，目前的反抗只是因為香港人沒有想好，精神上沒有準備好，目前的反抗更是外部勢力利用香港牌在制衡中國國家發展，甚至損害國家利益。中央要做的是澄清「一國兩制」初衷初心，同時盡力從多個層面排除掉妨礙「一國兩制」融合發展的各種障礙，包括完善行政主導官員任免，以及完善國家安全的法律保障。這些都是為了清理「一國兩制」按照中央的理解實施的在地障礙。

現在邏輯很清楚，中央是決定打贏這場港版「顏色革命」的反擊戰，它要達到兩個效果：第一，向外部勢力釋放一個信號，「一國兩制」是中央管治下的「一國兩制」，外國勢力可以插手，可以干擾但是絕不可以成功，如果這次超強動員下的反修例運動外國勢力都不能成功，就像佔中一樣，那麼我覺得對於中央的管治信心是很有效的支撐。第二，這一次對港版「顏色革命」的反擊戰要告訴所有香港人，不僅包括反對派，還包括建制派那些比較搖擺、比較投機兩面派的人，跟不跟中央走，跟不跟國家戰略走，就是香港命運的唯一選擇題，唯一選項。如果不這麼選的話，可以用任何方式反抗，可以用任何方式勾結外國勢力，對不起，都沒有意義。這次一定要讓香港人看到什麼路是絕路，然後唯一的路應該往哪兒走，這樣的話「一國兩制」就進入了另一個階段，進入了開始在精神上基本上接受融合發展的階段。因為現在很多香港人還在抵抗，抵抗融合發展的時代命運，他們的時代革命是一種拒絕中國民族復興的時代革命，更準確而言不是「革命」，而是違背「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反革命」。只是這種「反革命」需要以法治方式予以治理。

香港01：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在模仿香港的「顏色革命」，包括英國倫敦、西班牙加泰羅尼亞、智利等。

田飛龍：但其實不一樣，雖然有些形式上、口號上、手法上的模仿，但是矛盾的性質與衝突的激烈程度不一樣。衝突激烈程度不是指街頭那種打砸搶，還有死不死人，這是表面的激烈程度，實際上香港與內地之間的激烈程度是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之間的衝突。但在智利、西班牙、法國還有英國倫敦的抗爭不包括意識形態的抗爭，實際上是關於社會公平、發展正義分配的抗爭，主要是一些偏於經濟政策性的因素。比如智利的地鐵漲價，雖然背後也隱含了一些政治矛盾，但不包含基本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的矛盾。在「一國兩制」裏面，香港的反修例是包含基本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矛盾的，這是個很重要的差別。不過，各國對香港抗爭模式的模仿確有共同損害全球法治的極其負面的意義，如果持續會嚴重反噬歐美政治穩定與法治權威。

香港01：基於這樣的意識形態之爭，所以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這場較量類似於縮小版的中西方之間的衝突。

田飛龍：對，我們也多次談過，這其實是一場微縮版的或者迷你版的文明衝突，是一個屬於崛起進取形態的中國東方文明與受殖民文化深度影響、深度西方化的香港社會之間的衝突。香港由此得到西方無保留、全方位的支援。所以香港未來變成什麼顏色是個大問題：香港是要繼續保持這種黃色，在「一國兩制」之下繼續與西方的價值觀與體系完全一致，訴諸完全自治甚至港獨，還是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會被逐步改造為一種不那麼黃，有點白，但是白裏透紅的，紅的色彩越來越重的新狀態？我們期待香港越來越認同國家，越來越與國家戰略緊密結合，去奮鬥，去創造，獲得新的發展。「紅」不再是政治禁忌，而是法治、發展與民族復興。所透出的「紅」正是「一國兩制」的「一國」基礎與前提，是「一國兩制」的底蘊與血色。

兩個顏色背後是兩個香港前途，這與形式上模仿香港暴亂的世界其他地方的暴亂是不一樣的。其他地方是一個顏色，比如說加泰羅尼亞就算獨立了它也是一個顏色，它獨立了也不會選擇社會主義，它獨立了也依然是個新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社會。香港要獨立了那跟內地之間是個非常明顯的意識形態的顏色分別。

香港01：所以世界範圍內的這波示威抗議的浪潮，其實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顏色革命。

田飛龍：對，西班牙、法國還有英國、智利發生的不是顏色革命，而只是內部的一種社會抗爭，抗爭之後國家的體制和意識形態繼續保持。它只是要換掉一些國家的執政者，它並不是要換掉那些國家的制度。真正的顏色革命是不僅要換掉執政者，還要換掉制度，比如說像卡達菲或薩達姆被推翻之後，他們維繫的那套制度也要被推翻。可是在西方發達國家模仿香港示威者的這些暴亂，他們並不是要推翻他們社會制度。香港暴亂包含著顛覆管治權與「一國兩制」的政治威脅，因而帶有「顏色革命」的特徵。

香港01：革命的背後，是人們對於公平正義的訴求越來越普遍和迫切。

田飛龍：這個是有共性的，除了極端政治目標上香港示威者跟他們有差別之外，追求社會公平正義，追求分配上受到更加平等有效的對待，這些是共同的，也是逆全球化時代社會抗爭的通常面貌。

香港01：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提出「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的原因所在，因為如果只是一味地沿著原來的資本主義道路走，有關公平正義的問題沒辦法解決，「香港特色」其實就是在融入社會主義的部分。

田飛龍：實際上中央還可能進一步想到，香港的問題用資本主義的方式解決不了，普選的方式也解決不了，香港的問題只能是在香港引入一定社會主義的政策與管治方式，包括民生的回應，包括經濟基礎結構的轉型，政府非常強的干預跟分配，這些都跟原來特區政府的管治哲學還有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是不同的。包括在香港也要實施精準的扶貧，特區政府提出來的是對每一個具體細微的階層跟群體都要幫扶到，這就是港式精準扶貧。林鄭最新的施政報告裏面有些內容就是精準扶貧的思路，就是用社會主義的思想元素跟政策措施在解決香港社會所出現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平等的問題。這不是在用一種所謂更多民主的方式去解決社會的衝突與撕裂，而是用一種公平分配以及共同發展的思路去解決問題。

香港01：所以香港反修例風波的爆發，也讓人們重新思考資本主義，重新認識社會主義。

田飛龍：其實「一國兩制」裏面應該旗幟鮮明的提出來，香港社會的問題不是「一國兩制」的問題，而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固有矛盾的一個爆發，化解香港問題就是對這個固有矛盾的解決和克服。比如說地產霸權、貧富分化，以及民主的局限性等等，這些需要引入社會主義的思維跟管治方式，用社會主義改良香港的資本主義。從而，「一國兩制」的制度交流就具有了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改良、提升的意義，這是要放在中央管治權加強背後的理由當中加以聲明的。社會主義是廣大窮苦人的哲學，平等者的哲學，那社會主義怎麼樣照顧跟回應香港那些貧困者呢？社會主義是要承擔責任的，用資本主義的方式已經回應不了。這也可以拿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矛盾衝突來回應，儘管那些國家的抗議者沒有質疑到資本主義體系本身，但資本主義體系對他們的回應總是治標不治本，所以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可以提出來怎麼用社會主義之善去補資本主義之弊。

香港01：但香港人一聽「社會主義」，不認為是在補資本主義之弊，反而認為是一種戕害。

田飛龍：這是教育和社會意識形態造成的，這表明港人對一國，對社會主義還不夠了解。當然，社會主義要考慮到包括在香港以及將來在台灣落地的認同問題，否則也會造成儘管政策很好，但是別人無法理解，無法轉變成一種認同意義的深層機制。

這裏面應該也有政策執行跟監管的問題。惠港政策就有社會主義性質，一些優惠政策是否能夠公平、精準、有效地對接香港的需求群體，中央也並不迴避這樣的問題。在回歸以來中央惠港政策與香港需求群體的對接失衡上面中央是不迴避的，而且以這次運動為契機要做很好的反思與政策檢討。

香港01：最根本的，還是要發展出一套真正意義上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

田飛龍：有人曾提出過一個對「一國兩制」的認識，說內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香港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和你說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頗可諧趣。「一國兩制」下兩種主義共存於一國，使得這兩種主義不可能是100%存在，因為在一國之下，兩制之間必然要有種種衝突、融合、互動，所以香港也必須帶上一定的來自社會主義的影響，從而使得香港的資本主義與西方有別，具有香港特色，而這個香港特色是無法迴避一國的籠罩與框架的。「一國兩制」是偉大的永久和平之道，試圖以和平方式及東方智慧終結冷戰秩序與冷戰世界觀，但香港人似乎並未自覺到這一框架的完整戰略意義與規範旨趣。窮則生變，痛定思痛，香港在「一國兩制」下需要重建觀念與制度平衡，香港自身的自治與自救能力是關鍵性的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