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背後】推動中國農業變局的中南海之手
在中美貿易戰歷經快兩年的拉鋸談判過程中，大豆交易成為一個雙方都繞不開的關鍵詞之一：美國生產的大豆自己消費不了，中國的大豆需求則面臨嚴重缺口。
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也一再隨着此話題不斷被提及。「糧食事關國運民生，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近年來中共高層不斷提及要注意糧食安全，以至於它不僅成為中國社會輿論聚焦的隱憂，也是外界一直好奇的焦點——中國到底有沒有糧食危機？
承接前文：
中國大豆進口的佔比如此之高，它作為中國糧食、甚至是中國農業存在隱患的一個縮影，已經引起中共高層的警醒。中國的「十三五」（2016年到2010年）規劃和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已經明確提出推動國內大豆生產實現「擴面、增產、提質、綠色」的目標。
但是大豆不是中國糧食的唯一問題所在，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温飽問題解決後，中國糧食生產的結構性矛盾已經成為必須解決的問題。在中美貿易戰爆發之前的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在參加四川代表團審議時指出，中國農業的主要矛盾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
在今年（2019年）9月9日中共深改委會議上，中南海曾審議通過一份「關於實施重要農產品保障戰略的指導意見」，指中國糧食安全除將「增加供給總量」、「提高供給質量」外，還將「實施分品種保障」和「優化供給結構」。 這也是數月來，糧食安全第二度成為這個中共最高改革機構的嚴肅議題。今年5月的一次中共深改委會議也提及需在更高層次上保障糧食安全。今年7月，國務院還安排了全國範圍的儲備糧庫大清查。
其實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成為中共總書記之後，在地方視察時曾多次公開強調「自己的飯碗主要要裝自己生產的糧食」、「糧食安全要靠自己」。例如2013年11月份，習近平曾經特意前往山東，進行了以農業為主要內容的調研，當時他又一次在公開場合表達了對於「糧食安全」的擔憂，稱「保障糧食安全是一個永恒的課題，任何時候都不能放鬆……一旦發生大饑荒，有錢也沒用。解決13億人吃飯問題，要堅持立足國內」。
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及，正如習近平在2017年3月就所判定的那般，目前，中國農業的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如何解決這個新矛盾？估計很多人都會說——要打破目前中國農村的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模式，實現規模化農業。這是一個尋找答案容易，實現起來卻涉及多個方面的複雜問題。
要實現規模化農業，必須具備的條件就是機械化生產、規模化統籌種植及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隨着中國經濟和技術的發展，機械化生產的技術條件基本具備，但是土地流轉（實現規模化統籌種植的前提）和農村人口轉移卻是一個涉及國家頂層以及巨大社會轉型的宏觀問題。
中共十八大之後，中國政府大力推進的農村土地流轉和城鎮化建設就是為了實現中國農業規模化生產的前瞻性準備。在中央高層多次會議之後，習近平今年8月26日頒佈第32號主席令，宣布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將於2020年1月1日起施行。這兩個法案的修訂為農村集體土地入市掃清了最後的法律障礙，幾十萬億美元的土地財富將被釋放出來，並且重新分配。
中國城鎮化建設也在積極推進。數據顯示，1978年，中國城鎮人口逾1億7千萬人，鄉村人口7億9千萬人，鄉村人口佔比82%，但是到了2018年末，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就已經達60%左右，鄉村人口佔比降低為大約為40%。即便如此，以2018年中國人口近14億人的總量，中國鄉村人口仍有5億6千多萬人，如果很快規模化農業，農業耕地所需人口將幾度縮小，甚至不到原人口的10%。那麼農村剩餘的眾多勞動力怎麼辦？這對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來說都是個頭痛的問題。
因為，中國長期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以及利益分配的不均，導致的城鄉差不僅是在於經濟收入的巨大差異，還在於最終決定人口就業技能的受教育的機會。眾多未受到良好教育（中國政府1986年在全國推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在此之前中國農村有很大一部分學齡兒童未完成基本的九年制教育，即便是在此之後，中國農村學齡人口的受義務教育比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低於城市人口，高等教育機會更是至今仍然是農村學齡人口比例低於城市）、尤其是那些目前還擁有勞動能力並且還需要勞動、但是因為未能受到足夠的教育機會而無法實現從農業就業到工業就業的農村人口，如何安置確實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尤其是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因為事關民生和扶貧，所以農業政策歷來是中央高層案頭的重要工作。
所以，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絕不是一部分人理解的糧食「夠不夠吃」的問題，而是在全球糧食市場能否有競爭力和主導權，乃至農業 、農村和農民的問題。至此，我們也能理解，為何中南海從2004年至2019年，要連續16年發佈以「三農」（農業、農村、農民）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強調了「三農」問題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重中之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