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中共治港應拋棄「精英主義」　重回基層路線

近來，數以十萬計的港人走上街頭示威抗議，且示威一步步升級，街頭上演多場暴力衝突。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今天（7日）邀請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等香港各界人士，在深圳舉行關於香港當前局勢的座談會。
香港陷入今日困局有深重和複雜的原因，關鍵之一在於中共治港「重上輕下」的精英主義路線，而丟掉了被視為中共根本工作路線的「群眾路線」，而後者應是長期解決香港問題的一個關鍵鑰匙。

失語的精英階層

毫無疑問，香港底層民眾是這次街頭運動的絕對主體。這其中，畢業不久和臨近畢業的年輕人又佔據了相當的比例。固然年輕人敏感衝動，思想不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誘導，但其生活壓力過大卻是不爭的事實。

香港是全球已發展經濟體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港府統計處發佈的數據顯示，香港2016年堅尼系數達到0.539，創下45年來新高，而且仍然處於持續攀升的態勢。而英國財富管理公司2016年全球調查結論指，香港人需要月薪12.8萬港元才會感到快樂。該數字大概是港人月工資中位數的8倍，差距如此之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相比於工資收入，香港生活成本過高，以及貧富差距太大。

因此，香港社會底層產生怨氣和憤怒，成為此次街頭運動的參與主體，非常容易理解。而作為既得利益者的香港精英階層，曾經被中共邀為座上賓，在人大和政協參與國事和香港治理，在這場席捲全港的運動中本應擔當責任守土在前，卻幾乎是集體性失語。

這一局面不得不說是香港的悲哀，也是香港政治與中共治港政策存在巨大問題的證明。當然，這也是歷史原因堆積和年輪推進的結果。

糾正「一左二窄」

自1842年英國殖民香港島起，香港這座城市就步入了一條特殊的歷史軌道。即使在1997年主權移交中國之後，因為「一國兩制」裏「兩制」的期約，香港的整體形態也沒有發生大的改變，依然遵循自身的演變邏輯。

其中最近一次軌道調整，並非香港主權移交，而是發生在移交之前幾年，也就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中英開始談判之後，兩國商定和推動在香港形成的一系列框架和趨勢。英國突然主動放開甚至推進香港民主化，實行代議制和間接選舉。在香港迴歸之後，這些改革結果大多得到中共的承認，而由此形成的民主化趨勢則一直延續至今。

中共對香港的治理方式和統戰路線，也在香港主權移交之前就已大體定型。香港主權移交之後歷經兩次金融危機未有中斷經濟繁榮正是得益於中共的治港政策，然而如今的混亂局面也能夠從中找到問題的源頭。

在1983年至1989年間長期擔任中共原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兼新華社香港分社（香港中聯辦前身）社長的許家屯，見證了中共治港政策的形成過程，其在香港的一系列作為也對這一過程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據許家屯在其《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一書中所寫，1983年，許家屯就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前往香港任職之前，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萬里、習仲勛、楊尚昆都曾當面叮囑他並提到所謂「港澳工作『一左二窄』」的問題。如萬里對他說：「港澳工作『一左二窄』毛病不除，局面難以打開。」當時在場的另一位政治局委員胡啟立也點頭表示認同。

「一左二窄」最早是由許家屯的前任廖承志所提出。根據各方面的說法和分析推測，「一左二窄」主要是指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思想和路線偏「左」，例如曾在「文革」期間於香港組織過「反英抗暴」運動，被很多香港人視為「左派騷亂」、「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第二個問題是「基礎面太窄」，爭取、吸納的範圍小、受眾少，主要集中在社會底層。由許家屯的記述可見，當時要糾正對港工作「一左二窄」是中共領導集體的共識。

許家屯到港後的一系列做法，也確實做出了針對性且十分有效的大幅度回調。這種回調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左」的問題，卻也出現了「矯枉過正」的局面，發生了從「偏左」到「偏右」的轉移。

從「偏左」到「偏右」

在1983年底於深圳召開的港澳工委擴大會議上，許家屯提交的會議報吿提出「六個要點」，包括「爭取人心」、「依靠香港工人階級」、意識形態求「大同」存「大異」、「拖住英資，穩住華資，團結僑資、台資，爭取外資，壯大中資」。

而最能代表許家屯對港工作方式的則是其中提到的「堅決克服『一左兩窄』錯誤傾向，要走出『左派』狹窄圈子，走向社會，深入各階層群眾，團結中間分子，爭取『右派』。」

於是據陸恭蕙所寫的《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一書所載，「在香港社會的各個層面，許家屯無處不在，無論是鉅富、名流、影視明星，還是臭名昭著的人，都是他交往的對象。公共和私人的場合他都出席，包括宴會、婚禮、葬禮、體育賽事和戲劇表演……」

然而這種「不無不在」更多地展現在香港精英階層。該書分析稱，「中共認為傳統的統戰對象會自然歸順，對於那些精英卻需要特別關照和重點培養。」「許家屯有一種錯覺，以為底層人民理所當然會支持他，事實並非如此。」「更有左派人士指出，許家屯『看不起』那些底層的人，在他領導下，『整個新華社的眼睛不是向下望而是看着上層和工商界』。」當時左派的這一看法，如今幾乎已經是香港各界，尤其是底層港人的集體共識。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時，許家屯默認當時中共駐港機構支持學運，1990年1月卸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之職，當年4月下旬出走美國，次年3月被中共開除出黨。不過，在許家屯駐港期間形成的對港工作方式，在歷經香港迴歸之後依然得以延續，而且持續了約有30年之久。

香港精英階層紛紛北上進京，獲邀進入中國人大和政協，在香港立法會、特區政府佔據要職。中共放手香港「自治」，「一國兩制」裏只稱「兩制」不問「一國」。民生困窘的香港社會底層廣大民眾與中共之間則沒有了溝通渠道，乃至出現仇共反中的強烈集體性意識。迄今局勢的演變其實也都順理成章。

當然，中共對港工作的問題並非孤例，其在大陸的施政也屢被指責「官僚主義」「脱離群眾」，甚至高層政治結構出現某種程度的紊亂，「政令不同中南海」的指稱之下，也是地方自主權的加重。這些問題在中共十八大後逐漸得以「修正」，只是香港尚未完成這一過程，而且出現了比較強烈的反彈。

中共治港兩度糾偏

不論如何，香港與大陸之間的關係都不會斷絕。香港上層精英仍然會是中共維繫的重要群體，而香港底層民眾更應該成為其統戰的重點。

即使是促成中共對港「精英主義」路線的許家屯，在到港之初，也曾有過引人注目的關切民生的舉動。據其在回憶錄中所稱，「到香港頭兩個多月，香港島、九龍、新界，能通汽車的地方，都『跑』了一遍。引起社會注意的，首推九龍城寨。」

九龍城寨因為缺少管理，曾是「黃、賭、毒」肆虐地區。儘管當時港英政府對許家屯此行表達了不滿，同時卻許諾改善對城寨的供水。這一件觸及香港民生的小事，對於改善港人對中共的觀感，爭取香港民心，無疑會起到比較正面的作用，可惜此後沒有得到更多效仿。

其實，這種做法並非「小事」，而是代表了直面香港廣大民眾根本利益的「群眾路線」，本來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陸港矛盾，破解當下香港困局的關鍵鑰匙，也是爭取感化和長期維繫香港人心的可靠途徑。

儘管香港有「特別行政區」之名，但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之下，作為執政黨的中共始終有責任也有權力維持香港大局。

香港的街頭運動已經持續兩個多月，自身已經深陷其中難以自拔，更無力解決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香港政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與當地精英階層綁定在了一起。而相對超然其外的中共，其實更適合為香港的根本長遠利益作出規劃和決定。

這需要克服既得利益者的困擾，爭取精英階層的合作，統籌香港各方面的利益和意願，特別是要更多照顧普通港人的民生需求。如此也將是對中共以往治港政策的再度糾偏。